《局外人》2：柳鸣九 | 局内人在做什么

喜马拉雅的朋友您好，我是柳鸣九。这一讲是讲法国作家加缪和他的《局外人》，首先我从作家的整个情况讲起。

一个 20 世纪作家，其名字两次成为世界各国大报头版的醒目标题，甚至是头版头条新闻，这无疑说明了世界与人类对他在意的程度，标志着他文学地位的重要性、他存在的显著性。他就是法国人阿尔贝·加缪。

1957 年 10 月中旬，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当加缪得知这个消息时极为震惊。同样，这个消息也震惊了整个巴黎与欧美文化界。

为什么普遍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使人震惊的原因是他的获奖大为出乎人们的意料。

首先，因为他并不是经过任何重要团体的推荐，而是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直接评选出来的，而且他是战胜了法国的九位候选人，特别是超过了其他好几位声名更为显赫、地位更高的大师，如马尔罗、萨特、圣—琼·佩斯以及贝克特等而获此殊荣的。

更为主要的是他太年轻，他毕竟只有四十四岁，是法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最为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直到今天，加缪这个名字在世人心目中之所以格外有分量，实与他几乎是在青壮年时期就达到了文学成就的巅峰有关。

他再度引起全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是在 1960 年。这年年初的 1 月 4 日，在法国桑斯城附近的维尔布勒万，加缪遇车祸身亡。

这个消息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各国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噩耗，正在闹罢工的法国广播电台，也特别播出了哀乐，悼念他的逝世。当时担任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

即使是加缪的论敌，也表示了沉痛哀悼，曾与加缪闹翻了的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悼词，这样评论加缪：“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的时代，再次重申反对摒弃道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反对趋炎附势的现实主义，证实道德的存在。”

而西蒙娜·德·波伏娃则在得知加缪逝世的噩耗后，即使吃下已长期停服的安眠药也无法入眠，而冒着一月份寒冷刺骨的细雨，在巴黎街头徘徊……

生命的终止并不全然都是生命的终止，1 月 4 日的车祸并没有使加缪悄然离开世界，反倒成为加缪不朽生命力在人们心目中弘扬光大的新起点。

世人对加缪有如此隆重的关注、如此揪心的惋痛，又与加缪系早逝于英年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他去得太年轻，毕竟只有四十七岁。要知道，这个时期的他，正处于某种创造力勃发、神采高扬的状态。

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人，一个已经获得了最高文学殊荣而正要翻开新的一页的作家，如此英年早逝，显然给世人留下了对他灿烂前景扼腕长叹的惆怅与无穷无尽的遐想。

年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字眼，特别是在人生攀登的高难领域里更是如此，加缪却两度在高层次的意义上体现着它、代表着它。因此，当人们环视 20 世纪文学的时候，必然会发现，加缪是一个特别熠熠生辉、别具一番魅力的名字。

面对着加缪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光辉的不朽者，这样一个在20 世纪现实中有声有色、显赫了一个时代的客观存在，这样一个在人类文化史上永远光华照人的精神现象，该如何观照与审视？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时代的人，作为一个客观存活的个体，加缪身上值得我们首先注意也必须予以注意的是哪些方面的成分与状况？

“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是无产者”，这是加缪社会生活状况最主要的一个基点。

这种状况一直可以上溯到加缪家族的上两三代。他的曾祖原是法国的穷人，穷得没有土地，趁法国的殖民征服之际，移民到了阿尔及利亚。他的祖父是个农民，兼做铁匠；他的父亲则因为双亲故去被送进了孤儿院，成年后在家乡当了雇农与酒窖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于 1914 年身负重伤去世。

这时的加缪还不满一岁，母亲带着加缪和他哥哥到了自己阿尔及利亚的娘家，以帮佣为生，勉强维持自己与两个孩子的生活。整个家族几代人都这样处在赤贫的境况之中。赤贫也就是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意味着加缪一生下来就生活在没有书本、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他是在一片空白之中，他是从零开始。这就是加缪对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视为本家族从原始状态中走出来、走向文明的“第一人”。由此，他给他最后一部小说，亦即本人的精神自传取了《第一个人》这样一个标题。

从不满一岁直到十七岁，加缪是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贫民区长大的。每年从政府得到若干抚恤金，得以维持最低水平。家里每个人都要外出挣钱，加缪兄弟也不能例外，只是由于母亲的大力支持与艰苦支撑，加缪才未辍学一直念完了高中，接着又在阿尔及尔大学完成了他的学业，先后于 1934 年与 1935 年，获得了文学与哲学两个。

不论是在中学期间还是大学期间，加缪始终都被贫穷的阴影笼罩着，他口袋里从来都没有什么零花钱。当中学生的时候，每当暑假他就要去打工挣钱，干过各种临时工的活；而到了大学，则去当家庭教师，辅导准备会考的高中生，也当过汽车零件推销员、船舶经纪人的雇员，等等，以弥补自己拮据的经济状况。

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之后，他又完全过着为生计所迫的智力劳动者的生活。他长期在报馆任职，既是他的兴趣与专长，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谋生手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他在左翼文化团体里工作，这与他左倾的政治态度有关，其实也有维持生活出路的原因。

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居无定所，甚至长时间寄住在友人家里，他的这种状态，既与他参加抵抗运动的斗争生活有关，也是他生计艰难窘困所致；他虽然二十九岁发表《局外人》后就一举成名，而在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则为时更早，但他几乎从没有过过富裕阔绰的生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在普罗旺斯的卢马兰村购买了一幢别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来来往往仍然是驾驶他那辆陈旧的黑色雪铁龙车……难怪他成名之后这样说过：“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加缪诺贝尔奖的评语里这样说：“加缪是准无产阶级出身，因此，发现必须依靠个人的力量，在生活中跋涉向前……”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出身，必须依靠这种无产阶级力量才能前行。这种跋涉向前的必要，也就成为他奋发向上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持续作用造就了他英年的才华，贫困严酷的条件使他得到了足够的磨炼，完整的现代化教育造就了他的文化层次与精神高度。   

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气息，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作为“无产者”的基本生存状况在加缪身上刻下的另一个主要的印记，就是他的左倾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言而喻，他的生活使他与无产阶级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他与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天然的、必定的。正是由于他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是拯救贫苦阶级的理论而走近了它，并且加入了共产党。  

1935 年参加了共产党后，因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而于 1936年又离开了共产党，这定下了他终身作为一个不跟任何主义学说、路线政策随波逐流，不附着于任何实体阵营的自由的左倾思想家的格调。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人、一个靠笔安身立命的人，加缪身上值得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与状态，就是他在现实社会中与实际斗争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法国 20 世纪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介入现实生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作家。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与实际斗争有紧密的联系，不过，介入的程度与参与的层次是大有不同的。有一部分作家的介入与参与，基本上限于发表谈话、签署声明、参加集会等公开的形式，比如说纪德、杜伽尔、罗曼·罗兰、莫里亚克、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都有过这类的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萨特更是此道的大师与老手。

另有一部分作家的介入与参与，则不仅止于这种表层的形式，而是以长时期深入基层的日常具体的工作为内容，可谓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实际斗争，最为突出的有马尔罗与圣埃克絮佩里。除了这两个实践型的作家之外，就要数加缪了。

加缪从大学时代起，就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分子，较早就积极参加亨利·巴比塞与罗曼·罗兰发起的反法西斯运动。投身于左翼政治组织后，他在群众中做过具体的宣传工作，也做过带有文运性质的基层工作。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加缪更是地下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是解放运动的战争组织中的坚强战士，从事过不少秘密的工作，特别是情报工作与地下报纸《战斗报》的筹备与领导工作。在那黑暗的年代，加缪像一个斗士一样以自己的笔为武器，进行勇敢的、实实在在的战斗，正是由于在反抗法西斯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于 1945 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

对于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巴黎文化界、思想界来说，加缪这样一个出身贫困，有双重种族背景而又与重大社会现实斗争有如此深入、如此具体联系的来者，无疑要算一种“新鲜血液”。他既不同于巴黎文艺界那种习于以形式与风格的创新为业、以才情为传世不朽的手段的文人，也不同于那种传统的在书斋中以隽永的见解与独特的思辨而振聋发聩、令世人折服的哲人；他带来了新的气息，

加缪全部论著、全部作品的力度，来自他的实践生活和身体力行的品格，他的这种力度是很多其他同时代作家所没有的，他力度的强劲与坚韧持久，甚至也是他的同类哲人兄长萨特稍逊一筹的。

然而，也是因为加缪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有着深层次的、具体而微妙的关系，他本人生前在各种力量、各种利益的矛盾与冲击的旋涡里，就没少遭困扰，身后也有各种相左的议论、评价缠绕着他的名字，在反法西斯方面，他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扬与完美的英雄称号，但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与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重要的方面，他经常而且至今仍是不同评价的争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