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3：柳鸣九 | 借“局外”展剖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离感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柳鸣九。以上们讲了加缪和加缪的哲理，现在我们来讲加缪的《局外人》。

在加缪的全部文学创作中，《局外人》从不止一个方面的意义上来说，都可谓是“首屈一指”的作品。

《局外人》酝酿于 1938 年至 1939 年，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定是在 1940 年 5 月。这时的加缪刚过 26 岁的生日。小说于 1942 年出版，大获成功。事实上，《局外人》正是加缪文学黎明的第一道灿烂的光辉，在完成它之后，加缪到 1943 年才出版了他隽永的历史巨著《西西弗神话》。他另一部代表作《鼠疫》的完成与发表则是后来 1946 年、1947 年的事了。因此，从加缪的整个文学创作来说，《局外人》是他一系列传世之作中名副其实的“领头羊”。

对于一部作品在作家整个创作中价值的凸显与在文学史上地位的 奠定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作品的社会影响、作品所获得的文学声誉以及文化界、思想界对作品符合实际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评价。在这些方面，《局外人》较加缪的其他文学创作（包括他日后的名著与杰作）都处于绝对的优势。

《局外人》于 1942 年 6 月 15 日出版，第一版 4400 册，为数不少，出版后即在巴黎大获成功，引起了读书界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是加缪的作品过去从未有过的，作者由此声名远扬，从一开始到几年之内，报界、评论界对它的佳评美赞一直“络绎不绝”。日后将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马塞尔・阿尔朗，把它视为 “一个真正作家诞生了”的标志；批评家亨利・海尔称《局外人》“站立在当代小说的最尖端”；“存在”文学权威萨特的文章指出，“

《局外人》一出版就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人们反复说，这是几年来最出色的一本书”，并赞扬它“是一部经典之作，一部理性之作”；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大家娜塔丽・夏洛特，在她的现代主义理论名著中认为《局外人》在法国当代文学中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如像所有货真价实的作品一样，它出现得很及时，正符合了我们当时的期望”；《局外人》的出版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

《局外人》的规模甚小，篇幅不大，仅有五六万字。但却成为法国 20 世纪一部极有分量、举足轻重的文学作品；它的内容比起很多作品来说，既不丰富，也不波澜壮阔，只不过是写一个小职员在平庸的生活中糊里糊涂犯下一条命案，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故事，主干单一，并无繁茂的枝叶，但却成为当代的世界文学中一部意蕴深厚的经典名著；它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写成，简约精炼，含蓄内敛，但却给现代趣味的文化界与读书界提供了新颖的、敏锐的感受……所有这些几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奇迹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很值得人们思考。

一部作品要一开始就在较大的社会范围里，与广泛的公众有所沟通、有所感应，获得理解，受到欢迎，那首先就需要有一种近似 Lieux Communs 的成分。在《局外人》中，这种 Lieux Communs，可以说就是法律题材、监狱题材，就是对刑事案件与监狱生活的描写。因为，这个方面现实的状态与问题，是广大社会层面上的人们都有所关注、有所认识、有所了解的，这方面的现实状况与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描写，也是早已有之，甚至屡见不鲜的。雨果的中篇《死囚末日记》、短篇《克洛德・格》、长篇《悲惨世界》中芳汀与冉・阿让的故事，司汤达《红与黑》第二部的若干章节，以及法朗士的中篇《克兰克比尔》，都是有关司法问题的著名小说篇章，足以使读者对这样一个“公共场所”不会有陌生感。

历来的优秀作品在这个“公共场所”中所表现出来的几乎都是批判倾向，这构成了文学中的民主传统与人道主义传统，对于这一个传统，历代的读者都是认同的、赞赏的、敬重的。《局外人》首先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传统中，并且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揭示点而有不同凡俗的表现。

《局外人》中，最着力的揭示点之一，就是现代司法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主人公默尔索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的命案，面对着人群社会与司法机制，他真诚地感到了心虚理亏，有时还“自惭形秽”，甚至第一次与预审法官见面、为对方亲切的假象所迷惑，而想要去跟他握手时，就想到“我是杀过人的罪犯”而退缩了。

他的命案是糊里糊涂犯下的，应该可以从轻量刑，对此不论是他本人，还是旁观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一进入司法程序就自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甚至天真地对即将运转得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可怕的司法机关“管得这么细致”而大加称赞，说“真叫人感受到再方便不过”，但法律机器运转的结果却是他被宣布为“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一点人性”、“最藐视最基本的社会原则”，以致“其空洞的心即将成为毁灭我们社会的深渊”的“罪不可赦”者，最后被判处了死刑，而且其死罪是在“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这样一个高度上被宣判的。

从社会法律的角度来说，《局外人》主人公的冤屈程度，并不像完全无辜而遭诬告判刑的芳汀与克兰克比尔那样大，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冤案。但是，对默尔索这样一个性格，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物来说，这一判决却是最暴虐不过、最残忍不过的，因为它将一个善良、诚实、无害的人物完全妖魔化了，在精神上，在道德上对他进行了“无限上纲上线”的杀戮，因而是司法领域中一出完完全全的人性冤案。

如果说传统文学中，芳汀、冉・阿让、克兰克比尔那种无罪而刑、冤屈度骇人听闻的司法惨案，放在 19 世纪法律制度尚不严谨的历史背景下，还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这样的故事放在“法律制定得很完善”的 20 世纪社会的背景下，则不可能满足现代读者对真实性的期待。加缪没有重复对司法冤屈度的追求，而致力于司法对人性残杀度的揭示，这是他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局外人》作为一部现代经典名著的社会思想性的一个基石。

就其内容与篇幅而言，《局外人》着力表现的正是法律机器运转中对人性、对精神道德的残杀。每桩司法不公正的案件都各有自己特定的内涵与特点，而《局外人》中的这一桩就是人性与精神上的迫害性，小说最出色处就在于揭示出了这种迫害性的运作。本来要对默尔索这桩过失杀人的命案进行司法调查，其真相与性质都是不难弄得一清二楚的，但正如默尔索亲身所感受到的，调查一开始就不是注意命案本身的事实过程，而是专门针对他本人。

这样一个淡然超脱、与世无争、本分守己的小职员平庸普通的生活有什么可调查的呢？于是，他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他为母亲守灵时吸了一支烟，喝过一杯牛奶，他说不上母亲确切的岁数，以及母亲葬后的第二天他会了女友，看了一场电影等这些个人行为小节，都成为了严厉审查的项目，一个可怕的司法怪圈就此形成了：由于这些生活细节是发生在一个日后犯下命案的人身上，自然就被司法当局大大地加以妖魔化，被妖魔化的个人生活小节又在法律上成为“毫无人性”与“叛离社会”等判语的根据，而这些结论与判语又导致对这个小职员进行了“罪不可恕”的严厉惩罚，不仅是判处他死刑，而且是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处他死刑。这样一个司法逻辑与推理的怪圈，就像一大堆软软的绳索把可怜的默尔索捆得无法动弹、听任宰割，成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与开明的司法程序的祭品。

默尔索何止是无法动弹而已，他也无法申辩。他在法庭上面对着对他的人性、精神、道德的践踏与残害，只能听之任之，因为根据“制定得很好”的法律程序，他一切都得由辩护律师代言，他本人被告诫“最好别说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辩护权，而他自己本来是最有资格就他的内心问题、思想精神状态做出说明的。何况，辩护律师只不过是操另一种声调的司法人员而已。

默尔索就不止一次深切感受到法庭上，审讯中的庭长、检察长、辩护律师以及采访报道的记者都是一家人，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外”。在审讯过程中，他内心里发出这样的声音：“现在到底谁才是被告呢？被告可是至关重要的，我有话要说。”没有申辩的可能，他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甚至被取代了。”司法当局“将我置于事外，一切进展我都不能过问，他们安排我的命运，却未征求我的意见”。小说中司法程序把被告排斥在局外的这种方式，正是现代法律虚伪性的表现形式，加缪对此着力进行了揭示，使人们有理由说《局外人》这个小说标题的基本原意就在于此。

如果说，从司法程序来看，默尔索是死于他作为当事人，却被置于局外的这样一个法律的荒诞。那么，从量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看，他则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默尔索发现，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人们对他所犯命案的事实细节、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不感兴趣，也并未做深入的调查与分析，而是对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感兴趣。他的命运并不取决于那件命案的客观事实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他这个人，取决于人们对他那些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趣味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取决于某种观念与意识形态。

在这里，可以看见意识形态渗入了法律领域，决定了司法人员的态度与立场，从而控制了法律机器的运作。加缪的这种揭示无疑是深刻有力的，并且至今仍有形而上的普遍的意义。意识观念的因素对法律机制本身内在的侵入、钳制与干扰，何止是在默尔索案件中存在呢？

《局外人》以其独特视角对现代法律荒诞的审视，而在这一块“公共场所”中表现不凡，即使在这个“公关场所”出现过托尔斯泰《复活》这样的揭露司法黑暗腐败的鸿篇巨制，它也并不显得逊色，它简明突出、遒劲有力的笔触倒特别具有一种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