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节：谁是“德先生”与“赛先生”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赵利剑。

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民国初年“洪宪”帝制的闹剧。这场闹剧虽然失败，但是时隔仅仅两年，又以“张勋复辟”的形式重演了一次。这次闹得更短：仅仅12天就失败了。但是民国政坛已经被这些军阀政客闹得乌烟瘴气。民主共和制度有名无实。在思想界同样是沉渣泛起。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等人，认定中国政治动荡在于政治权威丧失和道统中断，所以借着复辟的机会，大力提倡尊孔复古，恢复读经祭天，甚至有人提议要立孔教为国教。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民生痛苦、外敌侵略的情况并没有真正改变。所以，从形式上看，中国推翻帝制，建立被认为是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际的进步。因此，很多人，特别是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普遍对现实感到失望。

1915年，梁启超曾经写道：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有的人索性“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是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出于责任感在继续探索。他们要弄清楚：自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断的向西方学习。最初是学技术，甲午战败说明“中体西用”的思路是有问题的，西方富强的奥秘在于制度。

于是先有戊戌变法，后有辛亥革命，尤其是后者，已经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像模像样的把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全盘引进了，可是中国还是没得救，民国初年的局势还是一团糟。看来单纯的政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那中国怎样才能得救呢？民国初年，尽管政治黑暗，但是思想文化界是非常自由和活跃的，各种新旧思想在社会上同时存在，不断碰撞，这就给了知识分子们一个宽松的环境以继续进行探求。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是安徽怀宁（安庆）人，思想激进，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长期从事文教事业，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青年身上，所以创办杂志，并且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抨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号召青年冲破传统的束缚。一般认为，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1917年初，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学术氛围很差，很多人还是抱着旧时科举的思想意识，认为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根本无意追求真知。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认为：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为此，他聘任教授不拘一格，陈独秀被聘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随之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人也先后于北大任教，并成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而在当时的北大，也有像辜鸿铭、刘师培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时间，北大群英荟萃，新旧思想碰撞激烈。

当时双方碰撞的焦点是什么呢？

1919年，陈独秀撰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颇带自嘲意味地指出：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o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为什么一定要请进这两位先生呢？因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所说的德赛二“先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民主与科学。

此前，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曾经倡导民主政治制度，而早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就曾经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知识。而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又有什么特点呢？陈独秀认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可见，他所说的“民主”，固然指民主政治制度，也指国民的自觉的民主意识。只有当国民具备了民主素养，才有可能反对专制统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民国初年，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文化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所以共和不成功。为此，就需要改造国民的思想。  

 那么科学呢？所指的是不是科学知识呢？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让我们来看看陈独秀对科学是怎么解释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原来，他们所说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用以反对愚昧和迷信的强大武器。

要使国民具备以民主和科学精神为主导的近代思想意识，必须反对中国的传统道德。他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其实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如李大钊所言：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陈独秀则猛烈抨击“三纲”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吴虞则在《说孝》一文中，揭示“孝”的真谛即“制造顺民”。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攻击最为猛烈，称之为“吃人的道德”。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内容即反对旧文学，即文言文。它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被认为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严重障碍。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话语须有个我在”。文学革命从此开始。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鲁迅。其《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是白话小说的典范。他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在两方面均作出了杰出贡献。

听完今天这一讲，你认为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内容，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