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那时,欧洲仍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此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科学,还是政治、文化,都已将世界其他地区甩在后面。
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时代,也是信仰与情感的时代,是进步的时代,充满希望,也是停滞的时代,揭示着种种成就的虚幻。为着荣耀,王公贵族通过战争、建筑、文化彰显权力;而借着新出现的公共领域,人民在咖啡馆、俱乐部、报章杂志乃至革命的动荡中发声。旧制度与新制度、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辩证交锋,在喧哗与骚动、变革和扩张中,欧洲一步步远离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权力的中心。
主播非常好,听着舒服!
好
好
1754年的一份报纸广告宣称:“不管多么不可思议,载客马车实际上可以在离开曼彻斯特4天后抵达伦敦。”30年后,竞争甚至把这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又缩短了一半。如下表格表明了从伦敦前往外地所需的小时数:这么大的改变很难不引起注意。以理查德· 格雷夫斯 (Richard Graves)的小说《科卢梅拉(Columella)为例,该书同名男主“观察到如下事实,他在引退的近些年中注意到了若干现象,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地间的移动或者说运输能力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进步。‘30年前,谁会相信,’他说,‘一个年轻人竟会乘车去50千米外吃晚饭,或许还会在夜里回去?
两人身处同一时代,各自的旅行体验却反差甚大,对于那 些将修建良好道路视为通往现代化必经之路的人来说,这是个 有益的提醒。只有一小部分法国人能够乘坐公共马车往来于“国 王大道”上。根据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的说法,大部 分农民,也就是大部分人,生活半径只有六七千米,换言之, 那就是包括他们所在家庭、每周去的市场、公证人和领主法庭 在内的地方,农民在这一区域内步行来回。他们在1660年是这 么生活的,到了1815年仍然如此。法国的地域极为广阔(是英 格兰总面积的4倍还多),而且地域类型多种多样,有的地区直 到汽车发明前都难以通行,因此从整体上讲,国王大道对经 济、社会影响不大。
就在3年前的1784年,一位法国旅行者也留下了关于伦敦附 近道路状况的记录,这与扬笔下的法国道路大相径庭,此人便 是博物学家、地质学者巴泰勒米·福雅·德·圣丰(Barthélemy Faujas de Saint Fond),他的记载可为扬的评论提供间接的可靠 凭证。就在他活动于伦敦南部边缘拜访科学家同行之际,他抢 在扬之前赞颂了扬的国家,称英格兰的道路“就像公共散步场所 一样,修建认真、路面平坦”,可与扬不一样的是,他被交通流 量震撼到了: 在这个时候(周日傍晚),路上依然有无数男男女女, 他们或骑马、或乘车,他们的车队里还有许多仆从。
在巴黎附近旅行时,他对道路描 写如下:“比起伦敦周边,这里就是个荒漠。在整整10英里(约 16千米)路上,我们没遇到一辆公共马车,只碰到两辆邮车和 非常少的轻便马车,还不到我们离开伦敦后同样时间内应当碰 到的1/10。”在如前文那样赞赏了鲁西永的道路后,他评论 道:“在36英里(约58千米)的行程中,我一共碰到了一辆有篷 马车、半打(农用)大车和几个骑驴的老妇人。这样浪费钱财 究竟是为什么?”
在1650年,从巴 黎到图卢兹(Toulouse)需要两个星期,而到了1782年,用时不 到原先的一半;1664年,从巴黎到里昂(Lyon)需要10到11 天, 一个世纪后只需要6 天; 在17 世纪, 从巴黎到鲁昂 (Rouen)的100多千米路程至少需要走3天,而在革命前夜,36 小时内就可以走完。这是可以量化的进步。也许最引人注目的 是从巴黎前往波尔多(Bordeaux)所需时间的减少:从1660年 的15 天降到了1789 年的5 天半。据达尼埃尔· 罗什( Daniel Roche)所述,1789年时,从巴黎出发两周内可以抵达任何一座 法国城市。在1786年,克罗伊(Croÿ)公爵于早晨5点30分离开 加来,晚上8点就抵达巴黎,赶上了夜宵,以接近每小时20千米 的平均速度行进了280千米。
从法国政府准备用于道路建设的资金总额中可以看出,它 对道路的兴趣日益增加。皮埃尔·莱昂的数据表明,科贝尔1668 年制定的道路资金预算仅占国家全部开支的0.8%,而17世纪70 年代的战争压力甚至让这个目标都无法实现。1683—1700年, 用于道路的年均开支为771 200利弗尔(livres) ,经费此后 出现了明显增加,1715—1736年为300万利弗尔,1770年超过 400万利弗尔,1780年为690万利弗尔,1786年为944.5万利弗 尔,这表明用于道路的资金在该世纪中增长了两倍多。 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又译锂、里弗、里弗尔、法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