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那时,欧洲仍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此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科学,还是政治、文化,都已将世界其他地区甩在后面。
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时代,也是信仰与情感的时代,是进步的时代,充满希望,也是停滞的时代,揭示着种种成就的虚幻。为着荣耀,王公贵族通过战争、建筑、文化彰显权力;而借着新出现的公共领域,人民在咖啡馆、俱乐部、报章杂志乃至革命的动荡中发声。旧制度与新制度、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辩证交锋,在喧哗与骚动、变革和扩张中,欧洲一步步远离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权力的中心。
这种前瞻性推断也许不太实际,但水道与强权政治间 的相互作用还有更具体的案例。例如,腓特烈大帝清楚地 意识到,1740年吞并西里西亚也让他控制了奥得河,由此 掌握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战略主导权。波兰在1772年第一 次遭到瓜分,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士借此控制了维 斯瓦河下游地区。腓特烈大帝在《从胡贝图斯堡和约到瓜 分波兰的回忆录》( Memoirs from the Peace of Hubertusburg to the Partition of Poland)一书中满意地写 道,新近攫取的土地令他能够控制波兰的粮食贸易,因 此“普鲁士这个国家不会再害怕短缺和饥荒了”。
第二条运河计划从塞哥维亚( Segovia ) 通往比斯开 (Biscay)湾,这条运河的建设在同一时期取得良好进 展,但法国革命战争导致它陷入停顿。
1770年,西班牙开 始修筑从图德拉(Tudela)通往萨拉戈萨(Zaragoza)的 大运河,它避开了埃布罗河(Ebro)无法通航的河段,打 通了纳瓦拉(Navarre)及北部地区与地中海的联系。除此 之外,这条长85千米的运河还号称拥有一条长达1.6千米的 渡槽,让运河从哈隆河(Jalón)河谷上方高高跃过。即便 是吹毛求疵的约瑟夫·汤森也对他于1786年在萨拉戈萨看到 的工程进展印象深刻。汤森表示,没有什么比3 000名士兵 和农民建造的水闸和码头更完美了,不过他还是酸酸地补 充说,由于英国运河更窄、更浅,英国人可以用便宜得 多、有效率得多的方式完成同样的工作,“但这样可鄙的 运河配不上西班牙人的雄心,也不符合他的宏伟想法”。
在欧洲,还有三个大工程值得一提。丹麦于1777年启 动横穿北海—波罗的海地峡的运河工程,它的成果最为丰 硕。这条通道利用了伦茨堡(Rendsburg)下游河道均可 通航的艾德河(Eider)和一条通往基尔(Kiel)的运河, 最终于1785年完工。丹麦宣称将这条新航道开放给“欧洲 所有国家”。在运营的第一年,共有453艘船通过运河,到 1789年便增加到1 072艘。另外两个重大项目由西班牙完 成,这进一步证明了当地经济的活力。
河流同样存在局限性,最严重的问题是它们无法根据 人类不断变化的需要改变流动方向,这只能由运河完成。 英国的“运河时代”比荷兰“运河热”晚了一个世纪。典型的 是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公爵修建的运河,这条运河 于1761 年开通, 其目的在于从公爵位于沃斯利 (Worsley)的矿山将煤炭运往正在迅速发展的曼彻斯 特。它广为人知的成功促成了许多类似项目。布里奇沃特 的工程师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制订了一个 宏伟的计划,他打算修筑将默西河与特伦特河(Trent)在 怀尔登(Wilden)的渡口连接起来的“大干线”(Grand Trunk),从而贯通英格兰的西海岸和东海岸。
相比之下,大不列颠的运河建设速度赶不上法国、荷 兰甚至普鲁士,部分原因在于它有可以替代人工水道的自 然水道。英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沿海运输吨位在17世纪 增长了2/3。通过建造水闸、疏浚河道和清除障碍物,河 流通航长度也增加了,从1660年的大约1 120千米增加到 1700年的1 440千米,18世纪20年代又达到1 760千米,换 句话说,在仅仅半个多世纪里就几乎增长了60%。到了 1650 年, 泰晤士河上的大量驳船可以远抵牛津 (Oxford),一代人之后,威尔士浦(Welshpool)下游的 塞文河均可通航。然而,海运和河运也不无问题。
选帝侯不仅亲自为这一工程提 供资金,还为柏林的起重机、码头和其他辅助设备掏了腰 包。米尔罗塞(Müllroser)运河让柏林开始主导德意志东 北部的经济, 一位历史学家[ 金特· 福格勒( Günther Vogler)]盛赞这是“德意志诸侯在经济学领域的第一桩伟 大事迹”。大选帝侯的儿子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 (Frederick I,1688—1713年在位)于1701年获得国王称 号后成为第一位“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在 他治下,运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意味着到了18世纪 初,已有3条德意志大河——威悉河、易北河和奥得河 ——通过运河连为一体。
在荷兰共和国,由于供 水充裕、地势平坦,运河修建成本较低,而人口密度又导 致水运需求增加,因此在17世纪中叶出现了名副其实 的“运河热”(德弗里斯语)。在勃兰登堡,尽管城市密度 与荷兰不同,但流速缓慢、易于通航的河流有利于运河网 络的建设。17 世纪60 年代, 大选帝侯腓特烈· 威廉 (Frederick Wilhelm,1640—1688年在位)重建了一条长 达40千米的运河,将施普雷河(Spree)与奥得河连接起 来,从而吸引西里西亚(Silesia)的贸易通过柏林,经汉 堡(Hamburg)进入北海。
高乃依(Corneille)的确有理由写首诗来庆 祝“两海汇聚”,它让航海者不用再绕道3 200千米,伏尔泰 (Voltaire)也热情称颂这条运河“因它的实用、广阔和难 以建造而享有荣耀”。运河完工一个世纪后,旅客仍然热 衷于它;在1786年前往西班牙途中,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记录道: 第二天,我们在贝济耶用餐,朗格多克运河不断 将源自农业的财富运入城市。在这里,来自原商贸范 围之外地区的谷物、葡萄酒、白兰地、橄榄和油料找 到了现成的市场,哪怕是遥远国度的物产都能够以微 小的运输成本供应这一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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