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企鹅欧洲史”第五部:《企鹅欧洲史·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
中世纪时,居住在西欧的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同世界里,那是一个信仰共同体,一个关于欧洲团结的伟大规划,发展的时间超越千年。然而,在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一点迷梦,取而代之的,是新诞生的地理实体“欧洲”。
1517年,马丁·路德向罗马天主教会宣战,统一表象下的不安分因素爆发出来,将欧洲搅得天翻地覆。教义冲突取代了共同信仰,基督教共和国斗得你死我活,王朝战争和军事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发现了新科学,发现了新世界,也重新发现了欧洲。
1648年之后,统一基督教世界的理念已土崩瓦解,欧洲成了一个地理形状,一张可以显示裂痕的地图,一种划分政治、经济和社会碎片的方式。在失序、混乱与重建中,近代欧洲渐渐成形。
一个人有可能拥有ius却 不拥有dominium。他举了一个父亲和未成年儿子的例子: 儿子的dominium属于父亲,但是儿子拥有ius,拥有在他父 亲的家里得到喂养的权利。所有人都能理解,一份财产的 所有权(用罗马法学家的术语就是dominium directum)和 它的使用权(dominium utile)在法律上是有区别的,因为 这种区别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
就算是市镇、医院或修道院这样的机构主体,也很少 完全占有土地的产权。1515年,意大利多明我会神学家西 尔维斯特罗·马佐里尼·达·普里埃里奥(Silvestro Mazzolini da Prierio,拉丁文名为Sylvester Prierias)对一场围绕ius (“权利”)和dominium(“所有权”)的旷日持久的辩论做 出了总结。他指出,人们错误地认为,两者是一回事,是 完全相同的, 拥有ius 的人就应该拥有与之相伴的 dominium,反之亦然。他承认,理想状态下事情理应如 此,但是现实世界没有这么简单。
土地使用制度 LAND AND EXPLOITATION
这样的故事说着说着就容易往熟悉的方向发展下去: 资本密集型农业的胜利,由关注市场的农业专家拥有并经 营的大型独立农场, 单位产量高的粮草轮作地 (lonvertible husbandry),圈地运动,通向“农业革命”的 康庄大道……这种叙事的背后恐怕还有一个更大的主题, 即欧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命中注定会成为欧洲现代 性的火车头。但是把剧本从后往前读是很困难的
一些小规模的工程 创造了更多的水草甸(water-meadows),让春天能长出 更多的青草。当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成功。威尼斯放 弃了排干波河与阿迪杰河(Adige)下游谷地的计划。托 斯卡纳大公斐迪南提出了抽干奇亚纳谷地( Val di Chiana)里的湖泊的宏伟蓝图,不过最后收效平平。教皇 庇护四世对抽干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抱以厚 望, 还任命斐迪南的工程师拉斐尔· 邦贝利( Rafael Bombelli)来实现这一目标。
博洛尼亚在水力技术的应用上创意十足。两条新建的 运河通过地下管道为磨坊、缩绒工坊和水力锯木厂提供了 机械动力。巴伦西亚附近的引水菜园和比纳洛波河 (Vinalopó)的人工水道提高了当地的水稻产量。法国普 罗旺斯的工程师亚当·德·克拉波纳(Adam de Craponne) 组织了一个财团(成员包括占星家诺查丹玛斯),出资把 迪朗斯河( Durance ) 的河水引到克罗平原( Plain of Crau),灌溉了200平方公里的土地。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 多·达·芬奇是设计大运河的工程师之一
伦巴第在16世纪修完了它100年前开始动工的 灌溉工程。连接米兰和提契诺河的“大运河”(Naviglio Grande)长达50公里,堪称水力科技的非凡成就。列奥纳 多·达·芬奇是设计大运河的工程师之一,他的《大西洋手 稿》(Codex Atlanticus)中还收录了他为米兰的圣马可水 闸设计的人字闸( mitre-gated locks ) 草图。与吊闸 (portcullis lock-gates)相比,人字闸开口更宽,效率更 高。到了1530年,从米兰到帕维亚的伦巴第平原已经布满 了辅助性运河与水道织成的河网,到处一片富饶的景象 ——至少对米兰富人来说是这样。
人们会灌溉水稻、混种 谷物与商品树木(栗子树、橄榄树、养蚕用的桑树、核桃 树),葡萄园也无处不在。荞麦有时被叫作“黑谷”,不过 它不是谷物,而是蓼科的。荞麦从北美洲被引进到欧洲, 16世纪初开始征服布列塔尼贫瘠的土地。代表热那亚共和 国管理科西嘉岛的圣乔治办公室(Office of St George)是 一家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它要求科西嘉当地社区必须栽 种栗子树,这样穷人可以用栗子换到钱和面粉。石墙和梯 田逐渐攀上山坡,标志着开垦新地的征程即将达到农业体 系所能达到的极限
相反,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梅克伦堡和波美 拉尼亚,市场对牲畜和谷物的需求格外强烈,公权力掌握 在进取精神最强的领主手中,在这种环境下,村民原本世 袭的永业权变成了承租权。在当时的法学家看来,承租意 味着农民不再属于罗马法下的完全保有人 (emphyteutae)。他们变成了任意佃户(colonii),被 绑定在土地上(ad glebam adscriptus)。他们不是奴隶 (homini proprii),而是农奴(servii),他们没有人身自 由。乡村共同体基本没有被认可的代表权、上诉权和法律 求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