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3 | 王小平：王琦瑶是她们共同的名字

本集金句 

本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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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平，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这部小说曾经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看做是当代海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风靡一时。王安忆在这部小说里主要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一生。今天，我就从分析“王琦瑶”这个艺术形象着手，来讨论小说与海派人生的关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王琦瑶这样的艺术形象，为什么？因为王琦瑶不是一个特殊的、具体的、有个性的人，而是代表了上海市民文化中的某一类人，代表了一个“类”。王安忆在小说一开始是这样介绍王琦瑶的：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歌》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

在这段描写里，作家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复数”的王琦瑶：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甚至可以在每个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都坐着一个王琦瑶：也就是说，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区石库门里走出来的女中学生的一种“共名”，王琦瑶是她们共同的名字。如果说，1946年的王琦瑶是16岁的话，那么，1966年的王琦瑶就是36岁，1986年的王琦瑶是56岁。小说就是通过这样三个时间节点，描写了王琦瑶这个上海凡俗女人的一生，并且从这个人物的故事来影射上海这座城市的一段文化历史。所以，更抽象一点说，王琦瑶这个形象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前世今生的一个文化象征，王琦瑶的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存在着同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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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时间节点来分析，王琦瑶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代表了什么样的文化，与我们今天认知中的上海、以及海派文化有什么联系？

我们先来看小说描写的第一个时间节点：1946年。

这一年，王琦瑶16岁，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中学生。表面清纯、朴素的衣着、还有看上去小家碧玉似的乖巧玲珑，却紧紧包裹着她身体内部不断胀大的青春欲望。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选美比赛，获得第三名，成为了“三小姐”。作家这样写道：“大小姐和二小姐是应酬场面的，……而三小姐则是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她们的旗袍料看上去都是暖心的。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很明显，王琦瑶象征的不是那个风情万种、妖娆动人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而是旧上海的普通市民社会，是在市民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浓郁家常生活气息的小家碧玉。

她凭借着本能去经营自己的生活，追求安稳，又有一点虚荣、一点浮躁，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心甘情愿地顺从、迎合，而这种顺从和迎合也会得到周围邻居的认可甚至羡慕。这里就体现出市民文化的一种世故，一种对主宰着现代都市的金钱、权力的体认与渴望。于是，当王琦瑶一旦被党国要员李主任看中，她也就顺顺当当地做了李主任的外室。繁花般的命运转机与堕落的生活现实是同时到达的，这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性文化特征——繁华与糜烂同体而生，迅速而亡。这是半殖民地旧上海的写照，也是王琦瑶的命。

但是，真的就像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的，“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那时候的王琦瑶，还并不知道日后将要付出的代价。她最风光的40年代青春时期，其实已经是旧上海的末路了，舞台马上就要落幕，但戏中人是不自知的。这一天当然还是来到了。1948年，上海风云变色，李主任也因飞机失事而死去，结束了王琦瑶所有的梦想。这就是第一部里的故事，老上海市民文化孕育了王琦瑶这样一位“三小姐”，让她的欲望落在了实处，有了短暂的昙花一现的时刻，然而，时代在大的变动之中，普通人常常看不清命运去向。这是没有办法的。风雨飘摇中的老上海，繁华、糜烂，充满了梦幻，终于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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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小说描写的第二个时间节点：1966年。

这里所说的1966年，只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具体地说，应该是指上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初期的上海弄堂生活。这个时候的上海，正在经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运动，然而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老上海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发挥了极大作用。小说的第二部分写得最精彩，王琦瑶隐居在上海的弄堂里，与同样居住在弄堂里的几个邻居，组合成一个半隐秘的民间小世界。他们一个是资本家的太太严师母、一个是社会青年康明逊、另外一个是有着苏联血统的高干子弟萨沙，这几个失意之人，彼此不问来路，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一方天地。他们一起吃下午茶，做夜宵，打麻将，谈天说地，半真半假，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久而久之，彼此之间也有了一点真心。老上海的市民文化里有一种保守性，他们不管外面天翻地覆，只要关起自己的房门，屋里厢又是一番小乐惠。他们不盲动，不狂热，善于精打细算。政治风暴来了，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等到政治风暴过去了，检点一下，别人都遍体鳞伤，他们却受到伤害最少。

小说里这一部分描写得很细致，体现出了老上海市民文化的精髓，虽然格局很小，却很安全。但后来，王琦瑶与社会青年康明逊相爱了，对的人，却在一个不对的时间相遇，所以他们不可能像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范柳原那样，凭借着乱世中的一点点相知相惜而结合。在他们身旁，有无数双眼睛在监视、审判，这个时代容不下他们小小的爱。但不管怎样，这里面是有着真心在，王琦瑶生下了一个私生女儿，这也是空虚中的一点点实在的东西。

这一部分，作家写出了都市民间文化中极为坚韧的一面，有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动荡相抗衡。上海，也就是在相对稳定的民间文化的遮蔽下，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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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小说描写的第三个时间节点：1986年。转眼间，王琦瑶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她已经是一个50出头的女人了。

上世纪的80年代，改革开放。上海慢慢复苏。时来运转，老上海的市民文化又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于是，王琦瑶开始受到她女儿辈的、一批崇尚怀旧的年青人的追捧。作家写道：“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其中一个叫做“老克腊”的男人迷恋旧上海的文化，在他眼里，王琦瑶代表了他梦寐以求的老上海风情：一个选美选出来的三小姐，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谙熟旧殖民地上海的生活细节，而且传说前夫李主任是国民党高官，还留给她一箱黄金，色欲、物欲，还有背后是权欲，都集中在这个女人的传说之中，太迷人了。于是王琦瑶与老克腊发展出一段忘年恋。

这对王琦瑶来说，是一场在秋天里做的春梦。老克腊迷上了王琦瑶。但这种迷恋其实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幻想。小说里写他是在制造“新的梦魇”。王琦瑶在石库门里培养出来的小情调，在一个生活节奏很快、唯新是尚的时代风气中是不堪一击的，她力不从心了。小说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有一天老克腊去找王琦瑶，这时候他心里其实已经放下了，他感觉到外面春光明媚，心情非常轻松，但一进王琦瑶家里，感觉就变了，小说里写道：

“房间里拉着窗帘，近中午的阳光还是透了进来，是模模糊糊的光，掺着香烟的氤氲。床上还铺着被子，王琦瑶穿了睡衣，起来开门又坐回到床上。他说：生病了吗？没有回答。他走近去，想安慰她，却看见她枕头上染发水的污迹，情绪更低落了。房间里有一股隔宿的腐气，也是叫人意气消沉。” 

王安忆的笔触很残忍，但是非常真实。不同年代、不同人群的成长背景、文化记忆，可能会有交错、重叠、但终究是要以自身为起点的。所以小说对于上海的“怀旧热”，其实是有保留的。因为那旧，并不是全然美好的，就好像王琦瑶有她的优雅情调，但也有衰败。老上海的市民文化也是一样，既有时尚摩登的繁华，也有它的腐朽糜烂。怀旧是一种幻觉，经不起仔细打量，过去的梦，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没办法延续。在这里，王琦瑶再次成为旧上海的一个隐喻，而新的上海，是她凭借着过去的经验所无法把握的。

老克腊回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虽然没有那么精致，但却充满了活力的时代；而王琦瑶，她执意不肯老去，她想要以家藏的金条换取老克腊的心，让他留在自己身边。结果被吸引的不是老克腊，而是更加粗鄙化的怀旧者“长脚”，王琦瑶无法容忍入室抢劫的“长脚”，结果导致了杀身之祸。市民文化的欲望与执着，成就了她的美和智慧，而这欲望与执着，又反过来让美凋零，让智慧变得愚蠢。这就是老上海的市民文化在现代生活节奏下的轰然毁灭。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中的一段情与爱。在白居易的《长恨歌》里，诗人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写得很美，生前就不说了，贵妃死后，依然是“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这种爱情是不会消失的，不思量，自难忘，但是抵不过历史变局。而在小说《长恨歌》里，王琦瑶所经历的也是一种类似的场景，虽然不是李杨那样深刻的爱恋，但却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押上了自己的所有，去赌一个看起来美丽、可靠的前程，但是命运自有其翻云覆雨的手。所以都名为“长恨”，其中是有相通之处的，只是，王琦瑶的痛，包含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痛。

亲爱的听众，王安忆的《长恨歌》这部长篇小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希望以上的分析会带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