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南迁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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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长居国外，在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时期不断经历着文化冲突，曾有一度我特别迷惑。其实在国内，大家也一样经历着这样的迷茫——文化不自信。

或许是时代的特殊性，我们曾集体将西方主流价值观奉为自己的人生观，否定传统文化。

我们也曾认为即便是工艺繁复，需将鱼肉拆骨烹煮的西湖鱼羹也敌不过一顿炸鸡翅来的带劲、一个速冻后被加热的汉堡牛肉饼比烤鸭卷饼还要高级。

然而，这样并未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反而是我们的自我否定加深了打压势力的自我膨胀，从骨子里更加轻视我们，从轻视我们的文化、轻视我们的工业到轻视我们的人权……

然而，这一环扣一环，像是一个阴谋，让我们陷入迷雾中找不到出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没有根的树。

一颗大树，要立足于世，拥有一个健康、能不断向下深扎的“根”很重要，我们本就拥有扎实的文明树根，何须向外索取？

我特别喜欢去故宫，每次出差去北京都要去故宫转转，因为在我心中，故宫便是那段“根”的其中一个重要载体。

大大也曾这样评价过故宫：“故宫是了解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窗口!”

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故宫的古物就是我们文明的延续见证：从“石鼓“我们看到了文字从象形（金文）到现代文字（小篆）的过度、从瓷母的诞生见证生产工艺从原始的以实用为主到以装饰为主的生活方式的更替、从《四库全书》的著成看到智慧文明的集成……

然而，这些让我们骄傲的瑰宝，也曾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流浪岁月。

1933年1月31日，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第一个转折期，北京郊外第一关——山海关被拿下。北京城即将兵临城下。

为了保护我们珍贵的文化财产，2月5日，20位故宫人，以九龙壁为起点，开始了长达25年的迁移。

第一次迁移——南迁，共计13427箱文物首先分5批南逃至上海，辗转落户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而这个停留仅有短暂的4年时间。紧接着”七.七事变”爆发, 上海和南京也不再安全。于是，文物又不得不重新启程，开始西迁，3路逃至中部四川。

这辗转2万多公里，长达20多年的迁移路，并非总是顺遂如意，现实中面临的波折超出想象。

南迁时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曾说过一个惊险的故事：“从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头一天(完成)剿匪，第二天（便是）火车通过，（事态紧急）很悬！”

即便翻车、落水、轰炸、偷盗、鼠患、蚁患轮番上演，抗战结束后，这些文物却都最终安然无恙、一箱不差地回到原点——这是被称为史上一大奇迹的文物迁移事件。

其实，为了完成这次的南迁，故宫的故人们，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便开始了筹划和准备。

用了好几个月时间选定“南迁”物品，从占地面积最大的乾清宫正殿里的龙椅、匾额及周围陈设、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手本到现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白菜“等都被选定在册。

由于每类文物有各自的特殊性，故宫的老人们还专门请教专家学习包装技法：例如打开入宫时还未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当时的包装,学习瓷器的打包方法；使用湿裹法，用浸湿的棉纸覆裹石身让字紧贴于鼓身，避免石皮翻起的它文字掉落，再绑以棉被、放入厚木箱，并塞以稻草、外套铁皮条等包裹的方式保护“石鼓”……

经过严密、细致的反复试验和这些“繁复过度“的打包后，故宫人将近9000副书画、2.7万件瓷器、2600余件铜器和各种文献文物变成了13427箱可以被分批运走的货箱。

在《上新了.故宫》中有一期就讲述了一段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其中特意为大家展示了一个南迁的箱子。这个箱子外缘被密密麻麻贴上了各种封条。

封条上不仅有封存日期，还会有封存机构。其中一个封条上，就有一个依稀可辨的“眉”字章，说明这箱物件曾在“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进行过再次封存。

另外，每个箱子上还会有一个特别的标签，是一个以“沪、上、寓、公“其中一字开头的数字编号。这是物品的类目编码。

这个编码是文物完成第一次南迁后在上海做清点时加入的，分别以古物（2631箱）、图书（1415箱）、文献（3773箱）和行政档案（5772箱）共计13491箱将文物重新分类并打包后统计而成的。分别用“沪、上、寓、公“命名以示区分。

在整个迁移过程中，贴标签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工作！

章剑华（记录文物“南迁”史的大型报告文学《承载》一书的作者）曾告诉我们：“‘南迁’开始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进行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