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 武黎嵩 | 卫青、霍去病：帝国的铁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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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嵩。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

今天我们来讲第十四章“卫青、霍去病：帝国的铁血青年”。这一讲我们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汉武帝为什么要倾尽全国的力量来抗击匈奴，解决匈奴对于中原地区的压力？而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我们可以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起承转合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汉武帝时代刚刚兴起和壮大的匈奴人，没有遇到汉武帝这样一个下定决心要跟匈奴血战到底的英主，匈奴人自恃自己的武力，消灭中原文明，那么我们中华会不会就像古罗马一样，因遭遇蛮族而陷落？好在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追寻着历史的足迹，去观察，去理解汉武帝是如何打赢这场仗的。

汉武帝时代的到来，汉朝和匈奴关系最大的变化，那就是进攻和防守的双方易位了。元光二年，也就是汉武帝在位的第八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主动设了一个局，希望引诱匈奴进入汉朝边塞的一个城市——马邑，然后在马邑城周围消灭匈奴的主力。尽管这一次马邑之围，因为消息走露而没有成功，从此汉和匈奴也进入了失和和交战的状态，但是马邑之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汉和匈奴攻守易势了。

要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要选择主动进击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第一个，是汉朝经过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代，国力已经达到鼎盛，财富已经积累得非常丰厚，所以汉朝有了对外用兵的客观条件。从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可以借用司马迁一句话来形容汉武帝当时的心理状态。司马迁在《史记》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里面这样回答，他说“况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就是汉武帝时代，作为一个想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他已然席卷海内了，怎么会不想办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呢？

第二个，我们可以理解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历史上恩怨的清算。《汉书·匈奴传》上记载了汉武帝这样一封圣旨，也就是诏书。他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大意是说，汉高祖刘邦的时候被围在白登山上七天七夜，是莫大的耻辱；吕后时代，冒顿单于写信侮辱吕后，这是对汉朝的侮辱。过去《春秋》经上记载，齐襄公复九代之前的仇恨，这是值得人们歌颂的。所以汉武帝这一次攻守易势，主动进攻，是选择这样一个国力强盛的条件下，清算历史恩怨，在意识形态上树立汉代对外扩张的国家形象。

汉武帝可谓是不拘一格用人，为了打赢对于匈奴的战争，汉武帝用了两位青年将领作为统帅，一位叫卫青，一位叫霍去病。这两个人是舅甥关系，卫青是舅舅，霍去病是外甥。从身份上来讲，他们的出身都不算高贵。卫青是私生子，霍去病也是私生子；卫青曾经做过马奴，霍去病是卫青在回家的路上捡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外甥，可以说，两个出身都不算高贵的青年将领，在自己血气方刚的年龄，倾尽全力为国家打赢了这样一场决定性的战争。

汉武帝为了解决匈奴问题，先后组织了三次歼灭性的战役和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第一次战役是河南之战。在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前后开始。这一年前后，匈奴人杀入上谷[①]一带，汉武帝派卫青，率领卫青的两位当年一起做马奴的朋友公孙敖、公孙贺，三个青年将领率军抗击匈奴，一直追匈奴追到了龙城[②]。在这一次小规模的胜利之后，在第二年——元朔元年和元朔二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也就是今天黄河的河套地区，收复了河南地，也就是说，把黄河以南所有的土地收归汉朝所有，在这一块地区设置了五原郡和朔方郡。五原郡和朔方郡的设置，以及河南地的收复，意味着汉朝中央、关中地区再也不受匈奴人的威胁了。

第二次战役是漠南之战。在元朔五年的春天，汉朝派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③]出发，又派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青车将军，皆属卫青率领，从朔方郡出发，一路向漠南挺进。所谓的漠南，就是今天蒙古高原的南部。漠南之战，七位将军深入匈奴的腹地，他们以横截之势将匈奴斩为东、西两大块，从此匈奴不可能在中国北方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解决了汉朝战略上的东西、首尾难以兼顾的问题。所以漠南之战这一场战役当中，就演出了七位将军横绝大漠的这样一个场景，被称为“七将绝幕”。

又过了数年，到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以冠军侯霍去病为首，率领一万骑兵出陇西，发动了河西之战。这场战役主要是霍去病以“闪电战”的打法，由河西地区沿着祁连山下，扫清祁连山、河西走廊周围的匈奴势力，彻底为汉朝打通了从陇西到敦煌的这条道路，使得汉朝长安以西，出陇山，往西域去的道路被扫清，而汉朝中央的西部再也不受匈奴人的骚扰。

在这场河西之战当中，有两大特色，值得后人追记。一大特色是作为匈奴人世世代代曾经居住的焉支山、祁连山被收入了汉朝的版图；另外一大特色是，作为年轻小将的霍去病，不带辎重，不带粮草，以轻骑兵、闪电战快速突击的这种方式，给予匈奴人沉重的打击。我们知道，匈奴人是善于用骑兵的，而汉人是善于用步兵的，霍去病的善用骑兵，使得我们汉人第一次利用了匈奴人的打法，打垮了匈奴人。

经过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三次小规模的战役，汉朝已经奠定了对匈奴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到了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的夏天，汉武帝又派卫青和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向匈奴发起了最后的战争，这就是所谓的漠北之战。

在漠北之战发起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发现，卫青的打法是扎硬寨、打死仗，步步为营，稳步推进；而霍去病的打法是轻骑突击、长途奔袭，闪电战的打法。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获得战争的主动权的角度来讲，霍去病的打法似乎更符合汉武帝的心意，所以刚开始，汉武帝是安排霍去病出定襄[④]，后来听说匈奴换了方向，于是又把卫青调过来出定襄，让霍去病从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代郡出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霍去病没有找到匈奴的主力，而匈奴的单于却和卫青遭遇了。卫青的军队，带着自己的辎重，已经出了汉朝的边关上千里地，到了蒙古高原的北部。

就在这时，卫青发现，在塞上，匈奴单于早已经兵阵而待。卫青让自己的辎重用武刚车，也就是我们说的战车，外面用盾牌和铁甲包裹的战车，围成了一个环，用这个环作为自己的营寨。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卫青喜欢扎硬寨、打死仗，所以当遇到单于之后，卫青用武刚车围成环，搭了一个营寨，然后纵五千骑兵向匈奴人发起进攻。匈奴人也派了一万骑兵与卫青的骑兵发生遭遇战。

就在双方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太阳要落山了，大风刮起来，沙漠戈壁上的沙粒被风吹得击打人的脸。两军无论是匈奴人和汉军，都无法清晰地辨认对方的军队。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汉兵纵左、右两翼围绕、包围单于，单于发现汉兵突然围上来了，而且兵马强壮，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匈奴人可能占不了什么便宜了。于是单于带着六匹壮马和数百个骑兵，偷偷地从西北方向突围逃跑。

汉兵过了很久才发现匈奴单于已经逃遁，又追了数百里，都没有发现单于的踪迹。于是汉兵在卫青的率领下斩首万余骑，登上了赵信城，烧了匈奴人的老巢，率军凯旋而归。而另外一方面，霍去病率领骑兵也是横扫匈奴，封狼居胥山，抓获匈奴的将领、相国、当户都尉80余人，斩首、俘获70400余人。而自己的5万骑兵只损失了30%。可以说漠北之战，无论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取得了对匈奴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这种胜利并不是轻松获得的。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汉武帝发动三次对匈奴的战役和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一共四次大战，都是每隔几年打一次，每隔几年打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们通过研究认为，那是因为汉朝的国力不允许它连续作战，只能是积累几年，粮草丰盈了，出塞决战一次；再积累几年，再出塞再打一次。就在漠北之战结束的时候，史书上记下了这样一条史料，说“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⑤]就是霍去病和卫青两支骑兵各5万人，以及私人的马匹，出关的一共是14万匹。而这一仗打完，入塞的马匹不足3万匹，也就是说，为了打赢这场对匈奴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汉朝耗费了11万匹马这样惨重的代价。

从此之后，匈奴人再也不敢轻易地进攻汉朝。而此后，汉朝也没有再组织大规模的对匈奴的进攻，根本原因就是国力已经消耗殆尽了。就是在这样对匈奴的惨胜之中，汉朝迎来了重振天威的那一天。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也就是对匈奴战争发动的接近20年之后，那一年的冬天十月，汉武帝亲自率师巡行边塞，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近千余里，威震匈奴。

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农耕文明的领袖，率领军队在游牧族群的地区誓师、阅兵，这也标志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汉朝的边塞获得了安宁。

然而历史都不是这样轻轻松松就可以带过的。“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⑥]汉武帝的这种倾尽全力击溃匈奴，给汉朝整个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可以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有人曾经计算，汉朝为了支援边境上的抗击匈奴战争，从中原地区向边塞运送粮草，60余石粮食到了边境上才只有一钟多粮食。也就是说为了向边境运送粮草，要消耗掉几十倍的粮食，才能把粮草运到塞上。而另外一方面，为了支援前线的战斗，往往是丁男披甲，就是成年男性去参军了；丁女转输，就是成年女性在后方运送粮草，整个天下都为战争而摇动。

回过头来，无论是和亲，还是战争，如何解决问题，到底谁是谁非，历史学家各有自己的评论眼光。总之，我们看到秦汉帝国以一个农耕文明的基础，倾尽举国的全力，争取和平、稳定、发展的空间。我们不能说这种战争就一定是正义，但是我们要为那个时代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同情的理解。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你认为汉武帝主动设局引诱匈奴的“马邑之谋”是正义的吗？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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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一带。

[②]即今甘肃天水。

[③]即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西北方向。

[④]大致在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一带。

[⑤]语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⑥]出自李商隐《汉南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