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二编
序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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