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1.8∣赵汀阳：朝贡制度

接下来讨论朝贡制度。在大一统的制度下古代中国仍然保留着古老的朝贡制度，但其中有些问题因时而异，需要辨析。

传说中的朝贡一直早到尧舜禹汤，但这是古人的想象，在尧舜禹汤的时代，朝贡不是一个制度，只不过是不定期的和平会盟。当时仍然是酋邦状态，众多部族中总有一个比较强大，有号召力，有威信，那么他可能会召集多方传说中的诸侯，其实那时还没有诸侯，只是各酋邦，都来开不定期的大会，目的当然是想让他们确认他为盟主，类似江湖盟主，并且承诺和平相处。但这种和平大会并没有政治和经济的义务，所以不是真正的朝贡，也许可以算是朝贡的前身。

（大禹陵）

真正制度化的朝贡是周朝建立的。周朝的朝贡制度是配合其封建诸侯制度的一个附属性的制度。周朝建立的天下体系落实到具体行政上，最根本的制度就是封建诸侯，诸侯有同姓的，也有异姓的，还有一些本来就存在的各地势力，都加入了天下体系，据说有数百国之多。这些诸侯国都要定期到天子朝廷来朝贡，这个制度化的朝贡只是配合封建诸侯制度，是一个附属制度，本身没有独立的政治意义。周朝的朝贡制度主要功能是诸侯述职和献礼，以便天子了解天下的治理情况，而献礼相当于对天子的财政支持。

追其根源，现代人类学已经证明，贡就是礼物，而礼物关系是人类文明初期的一个制度，各家互相表达敬意，其实也有盟约的意思，互相收了礼物，意味着互相友好互相帮助的承诺。贡的制度大概由此古老制度演化来的。朝则是汇报工作，相当于从地方到中央汇报治理业绩或困难，也就是述职。两者合起来叫朝贡。

（西周分封示意图）

显然，在周朝的时候，朝贡是有实质意义的。贡，可以给天子提供一些各地不同的物资。天子之国开销大，要负责天下体系的总体秩序运行成本，因此需要各地的物资支持。朝，作为汇报工作，也具有提供信息和维持天下政治关系的功能。可见周朝的朝贡是一个有实质意义的制度。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国家，全国属于一个行政体系，即郡县制体系，这个时候，国内就不需要朝贡了，已经改为税收和管理制度了。于是，大一统王朝就把周朝的朝贡传统转化为一个象征性的制度，不再是实质性的，用来处理对外关系。但事实上，在大一统早期的几个朝代，对外关系主要不是朝贡，而是和亲，典型的有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和亲以及其他地区之间的和亲。

（昭君出塞邮票）

一直到唐朝，朝贡才真正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手段。当然唐朝也仍然有和亲制度，只是朝贡的比重逐步超过了和亲。朝贡成了一个处理与外部政权关系的象征性制度。为什么只是个象征性的制度？因为朝贡的功能不过相当于和平协议和通商协议。当然，当时中原王朝是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是接受朝贡的一方。有了朝贡协议，相当于签了和平条约，又签了通商条约，在边关上就可以进行贸易，对两边人民都有利。进贡的礼物也是象征性的，朝贡国愿意带点什么特殊的礼物就带什么。

（文成公主入藏图）

朝贡贸易 

后来进一步演化出具有经济作用的朝贡贸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了元明清，就很突出了。朝贡贸易大概是这样的，朝贡国与中国约定，有的一年一朝，有的两年一朝或三年一朝，来朝贡时可以同时带来大量货物进行交易。允许朝贡国来朝贡的次数越多，就是优惠政策，因为中国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即中国返回的礼物在价值上远大于朝贡的礼物，可能两三倍甚至多倍，同时，还允许朝贡国带来商队做买卖，许多是从海上来的，船队到指定的通商港口做买卖，这种朝贡贸易也同样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对朝贡国进行经济补贴。由于贸易量比较大，甚至对中国经济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就是逆差。唐元明清的朝贡贸易都非常兴旺。

（《职贡图》（局部））

费正清等人把朝贡制度拔高为朝贡体系，这是不正确的理解，而说中国朝贡体系是帝国主义行为，则完全违背事实。事实上，中国在经济上有惠于朝贡国。另外，朝贡也不是一个体系，只是一个制度，甚至只是一种政策。要确认一个体系，就必须发现宗主国对朝贡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有着某种控制权或干涉权，而且对朝贡国有经济剥削。体系意味着对秩序的控制，如果缺乏这一点，就不是体系。中国大一统时代的朝贡制度远远有达到体系的水平，对朝贡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没有支配权，所以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制度。

朝贡制度的政治影响 

当然，朝贡制度有着某种政治意义，但只限于极少数国家。按照想象，朝贡意味着朝贡国对于宗主国有着政治上的附庸协议，愿意成为朝贡国，就是愿意成为宗主国的附庸国。但这种情况非常有限，古代中国几个大王朝都在名义上有着非常多的朝贡国，从几十个到上百个，但是绝大部分很少往来，也不是附庸，偶尔来朝贡，只是做买卖。只有临近的几个国确有附庸关系，例如朝鲜和越南。这种附庸关系也主要是象征性的，这些朝贡国的内政、经济和军事都是独立的，并不受宗主国的支配，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算是附庸呢？一个主要表现是，按照古代说法叫“奉正朔”，即有些关系密切的朝贡国以中国的纪年作为它们的纪年，就是说，时间制度以中国的时间制度为准。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朝贡国把时间的主权交给了宗主国，即中国拥有朝贡国的时间主权。

时间主权是一个政治行为。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概念，奉正朔就算是附庸，那么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西方的附庸，因为都用了耶稣纪年。这意味着，西方拥有现在全世界的时间主权。

除了奉正朔，朝贡的附庸关系还意味着宗主国是文化榜样。文化榜样的首要表现是，附庸国可能使用宗主国的文字。古代的日本、朝鲜和越南都用的是汉字。还有就是，附庸国会参照宗主国的政体来组建自己的政体，朝鲜和越南的古代政体完全是中国的复制品。进而还有服饰和度量衡，也是取法宗主国。当然还包括思想学术，儒家和佛教也传播到了一些朝贡国。

（鉴真坐像）

游牧民族真的强吗？

讲到朝贡关系的时候，现代学者经常批评说，这种关系暗含歧视性的华夷关系。这是个问题。华夷之辨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去分析。这个说法始于春秋，在春秋之前没有华夷问题。周朝以天下为尺度，万邦一体，天下万民都是天下之人。春秋时候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后世把它看作是开创了华夷识别，但在当时语境里，那个“夷”可不是北方游牧民族，也不是外国，而有具体所指，指的是吴越荆楚四国。当时长江流域的这几个国家颇有实力，不服中原的秩序，被认为对周王不敬，所以要“尊王攘夷”。对此不应该超越语境做过度诠释。

事实上游牧地区的军事威胁是后来才形成的，一开始并不严重。很多传说与史实是有出入的，汉代匈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在《盐铁论》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记载，在当时的军事冲突中，一个汉兵可以对抗五个匈奴兵，可见当时汉兵很有战斗力，这与汉的军事组织能力以及更先进的兵器有关。可是为什么匈奴会成为汉的心头大患呢？其中原因非常有趣，虽然打得赢，但是追不上，总是无法解决问题。当时很多将领官员都抱怨说，追到漠北，匈奴就消失在茫茫无边的草原找不着了，所以成为顽固问题。游牧势力真正成为逐鹿中原的强大力量是从五胡乱华开始的。

（《盐铁论》）

北方游牧族群，无论是匈奴还是其他，在比较早的时候并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估计在周朝中期或春秋时期也才刚刚形成骑兵。马不是中土原有物种，来自西域。大概在春秋时开始形成骑兵，一开始没有特别优势，那个时候没有马鞍和马镫，光背马不能形成强大战斗力。到了战国，骑术成熟了，有了灵活机动的优势，赵武灵王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有胡服骑射，中原也有了骑兵。以前中原的马只用于拉车。后来发明了马鞍，再到后来，好像是汉代，才发明了马镫，有了马镫才使得上力气，骑兵就有了真正的战斗力。到了五胡乱华时，强大的游牧部族有了入主中原的能力，以后又有了辽金元清，都非常成功地入主中原。

（铜鎏金木芯马镫，目前已发现中国最早的马镫）

所谓华夷问题，简单地说，强中华时代总是以天下尺度来看问题，弱中华时期，华夷之辨才成为重要话语。在宋朝尤其南宋，才特别重视华夷之辨。有些学者想以宋的材料解释整个中国历史，把南宋一些话语说成“民族主义”，这是违背史实的理解。

两宋的反朝贡

宋为什么特别注重华夷之辨？在北宋时候还不明显，北宋没有想象得那么弱，与辽对峙应该说是势均力敌，都无一统的能力，属于南北朝状态，因此维持互相尊重的割据关系。宋给辽的国书，要写大辽皇帝什么的，反过来，辽也写大宋皇帝什么的。这意味着，双方实际上承认处于南北朝关系，当时心里把自己当正统。正统的理由是什么？这需要制造话语。北宋据有中原，按照传统，那是正统的证据。辽的幅员虽大，却没有中原，就没有合法性。辽另有想象力，有一次科举，辽兴宗亲自出题，题目叫做“论有传国玉玺者为正统”。据说辽国不知从何处获得了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即秦始皇制造的万世玉玺，但多半是后世伪造的，原本的玉玺在更早朝代就失踪了，总之，辽认为那个玉玺就是正统的证据。这个正统之争应该是宋有优势。

南宋地盘太小，最惨的是中原丢了，成了金的领地，所以就没有现成拿得出手的正统理由了。于是，宋提出了文化新话语，认为合法政治必须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文明传统。在这个方面，宋就有了明显优势。据yuyingshi的分析，宋的政治制度优越，专制程度最低，文明程度最高，是秦以来最接近三代政治的朝代。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宋唯一能够征用的正统指标就是华夷之辨，所以只好坚持华夏文明等于政治合法性这个无理论证。但是宋以华夏文明去排斥其他族群，却是狭隘之见。事实上辽或金都高度汉化，也用中国传统制度，也接受中原文化，辽和金的诗人写的诗词水平也不低。

(偏居江南的南宋)

到了元明清这些大版图朝代，就不需要强调华夷之别了。尽管明朝仍然有些华夷差异的情绪，但已经不是一个必要的论证了。朱元璋成功之后就遇到如何对待前朝的问题。历代帝王庙就是正统系列的排序，大臣们进行了辩论，关键问题是宋之后应该下接哪个朝代的帝王，最后朱元璋拍板，忽必烈进入正统。有些汉臣不满意，认为元朝属于蛮族，朱元璋给出了大一统的理由，他说，忽必烈一统天下，疆土大过任何朝代，谁也不能比，如果这样的功绩不算正统，那什么能够算正统？于是，忽必烈就成为中国王朝正统链上的一环。同样，清也承认自己接续的是明朝，以便证明自身的正统性。进入正统链的都是中华正宗。

（朱元璋）

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假如以朝贡制度的宗主国作为正统标准，恐怕就会对两宋的地位形成严重挑战。朝贡关系在事实上是根据势力大小来决定的，于是以宋为中心来看，就应该算是反向朝贡。虽然当时宋与辽之间在尊称上说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每年都有向辽朝供，具体数额我忘了，好像是白银三十万两，还有许多匹绢之类。到金的时候就更不济了，金灭了北宋，南宋收缩偏安，势力比例差别比较大，宋甚至只好尊称金帝为叔叔，自称侄子，反向朝贡更突出了，供物更多，每年进贡似乎多达百万两，数额记不清了，总之是很大数额。可见，朝贡不是华夏王朝的专有制度，谁成为宗主国要取决于势力的消长。

朝贡已经是一个属于过去时的制度，朝贡制度与现代社会不兼容，所以与今天的问题无关。它不像一国多制的制度那样还具有巨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