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双峰政治：笼子已破，群鸟竞飞（上）

【音频文字稿】

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最后一次全中国的大幅度采访，是92年93年前后。小平南巡以后，整个中国沉闷了两三年，突然一下子反弹。这个反弹的力度、势头和广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这个国家,常常是一个政治推动的国家，在“极左”的时候万马齐喑，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一旦这个政治上拧过来，又是一种洪波勇气，大潮奔涌。中国的这个政治格局一直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叫杨继绳，他曾经写过一个讲改革年代党内斗争的文章，非常棒，修订本已经印了第三第四次了。他有个观点，是我们新华社时代经常讨论的，也是我们新华社经常跑中央组的一些记者取得的共识,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叫“双峰政治”，有人把它叫作“老人政治”，但老人政治其实最终还是一个双峰政治，就是小平和陈云。这两个老人呢，应该说都是共产党里面头脑比较清醒的，也是经历非常传奇的，而且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阶层，任职时间最长久的，也是最有才华的。由于他们的联手，到78年的时候，有效地结束了极左的年代，结束了文化革命，清算了文化革命，最后像小平在报告里面讲的一样，解放思想，团结一切向前看。

他们两人的联手，拉开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帷幕。特别在“三中全会”之前的思想解放和酝酿期，陈云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这点上，陈云是很了不起的。第二个，陈云也是我们党内一直公认的经济能手，经济学家，也是经济能人。多少年来，毛泽东一旦在政治上、经济上惹了祸，比如“大跃进”，比如人民公社，这些经济上的冒进，最后都是陈云来收摊子。因为陈云懂经济嘛，特别是计划经济，所以就在党内获得了很高的荣誉。78年以前，就是他们两个老同志联手，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

但是往下走的过程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个分歧。这个分歧我们就把它叫作“双峰政治”。这个分歧从好的方面来看，就是小平同志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敢于闯、敢于试，胆子更大一点，那么陈云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制衡、制约力量。一个成熟的政治其实是需要制衡和制约的，没有制衡和制约，带来的是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

当然，如果这个力量太强大，可能也是不好的事情，但制衡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后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往前走、往深处走的时候，深水区了，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国究竟是走市场经济，还是继续走计划经济，这可能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了。其实在双峰政治的时候，两个老人就已经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分歧了。

陈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 “笼子经济”。他早年在上海打过工，解放前的、参加革命以前的事情，在店铺里面当伙计。因为这段经历，他对资本主义黑暗的那一方面认识得很清楚，感受很深，就是那种尔虞我诈，那种股票市场的投机、兴风作浪，还有那种人吃人，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还有商人们的奸诈。他对这些感受特别深。

所以他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允许调动每个人的私欲，用市场方式来推动经济往前走，但是一定要严格地控制在国家和党的手里。就像鸟一样，经济主体就像鸟一样允许他飞，不能够捏在手里，捏死，但是要有个笼子，不能飞出这个笼子。这个笼子叫国家控制、叫计划，所以叫“笼子经济”。

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笼子到底要多大？ 方寸之间是个笼子，在动物园里面，比足球场还大的也是笼子，这个笼子究竟要有多大？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专门讲价值法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规则了，市场有它自我调节的力量，就是看不见的手通过价值法则进行调节。亚当·斯密属于古典经济学派，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代表，他的《国富论》专门解释了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后来呢，伴随资本主义往前走，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原因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就是无计划性。最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两者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最后使这种无序变成了危机，危机就变成了社会的震荡，从经济危机变成政治危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要走一种在经济上的计划经济，都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后来在“二战”的时候，又冒出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这是对所谓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的一种修正，也就是说，国家可以通过反周期的方式，来消弭和减少经济危机，减少它的无序性带来的危害，这种就叫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以及被罗斯福大胆充分的使用，又使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又焕发了青春。至于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并不是癌症，并不致命，是可以解决的，这个延续到今天的争论，我们这里就不说它了。

陈云当时认为应该控制。最典型的就是到了88年，89年、91年，到92年，经济的回潮期、政治上的压抑（搞社教，防止和平演变）。经济上，开始是谈市场经济色变，割资本主义尾巴开始出现了，整个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还有一个国际上的问题，就是中国如果不承认市场经济，包括当时双轨制的继续存在，票证经济没有彻底结束，管制经济没有彻底放开，这个时候跟西方和整个全球化的经济是没法进行一种自由交换的，这也是约束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小平南巡以后，我当时在全中国最后一次采访，采访了很多省委书记，采访了很多经济学家，最后还有一个对华东地区的采访，就是上海。当时是采访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后来很快当上市委书记，最后当上中央领导的黄菊。黄菊是接替朱镕基的。这次系列采访，让我对整个中国的格局有了一个比较新的了解，特别是采访黄菊，到现在印象还特别深。

当时是92年7月份，天气特别炎热。晚上我住在新华社刚建成的衡山路招待所里面，晚上根本热得睡不着觉。那个时候中国穷到什么程度呢，上海这种地方连空调都没有，电风扇都是奢侈品。中国人这个忍饥挨饿能力真强啊，堂堂的新华社在衡山路新建的大楼，居然连空调都没有，将近40度高温，我热得睡不了。当时就把这个席子铺在水泥地上，躺了十分钟，浑身的汗把席子都渗透了，最后只能跑到厕所里面浇一盆凉水，然后休息个十来分钟又热醒过来。

然后第二天一早去采访黄菊，现在还有照片，人们看到都笑。我就穿个凉鞋、短裤，以及北京人经常说的板儿爷的圆领衫就去采访了，人家黄菊是西装革履、打个领带、在一个猩红色地毯铺着的房间里面，像接见外宾一样接受我采访。我当时真是毛长嘴尖，像一个叫花子一样。

后来很多人就问我，当年你为什么不好好地穿周整一点？我说你们真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当时我是用这种方式来抵御自然，如果不这样的话，根本热得你简直路都走不动，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只能靠自然的这种方式来保证不要热过头。只是没有想到，黄菊同志的办公室里有空调，所以一进去以后浑身鸡皮疙瘩！

我那个时候一心在工作上，就没有想到对方怎么看我，后来看到照片，我才发现，怪不得上海人认为我们是阿拉上海人，你们都是乡下人，侬乡下人，真是这样的。

那次跟黄菊的采访现在想起来都很有意思，采访中就意识到上海要崛起了。我就发现，上海的思维和广东天壤之别。广东人做什么事情，真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说广东人是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根本不用解放思想，你说能让大家发财就行。他是捞得快，捞钱本来就是广东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秉性，不用去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只要能挣到钱就行。就邓爷爷好，不用解放思想，这就是广东的文化。广东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就敏于行而拙于思，这是广东的特点。所以广东人摸索一个东西，就像日本小轿车一样开得很快，但是能走多远，能不能盖起巍峨的大厦，我不清楚，至于能不能成为整个中国最终的火车头，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怀疑了。

上海就完全不一样了。黄菊当时跟我聊天，讲到上海的未来构想，其中有一句话到现在我都印象特别深。他说，上海下一步在整个中国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打造“五个流”，这五个流到现在，回头来看全部兑现了，而且意义非同一般。

第一个就是科技流，上海必须成为整个中国科技的创新和领跑中心。第二个是信息流，上海必须成为整个中国对接世界的信息中心。第三个是人才流，上海必须成为中国吸引和吸纳全世界全中国优秀人才的中心。第四个是经济流，上海必须成为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第五个是金融流，上海必须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他说，抓住这五个流，上海必定再创辉煌；抓到这五个流，上海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成为超级抓手、再次崛起。

当时我听完以后，就发现上海人思考问题、考虑问题的构想，的确是站在全球化和国家的角度来谈问题的。另外一个，再继续往下谈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话，黄菊不好跟我说，但他下面的干部们说了。就是，他们借小平同志提出要加快开发浦东的这么一个大的政治东风，和中央给浦东的政策，提出来一个口号。

前面黄菊说的叫战略，中间就要有策略了，叫作打浦东牌，但是唱浦西戏。他们有一个伟大的构想，就是浦东要拉动上海的再次复兴，成为整个中国的制高点，在世界上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抓手。他们深深地知道，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至少需要10年甚至20年。

上海人真的很聪明，这么一个要花费长时间的事情，如果干等着，那是要饿死人的。所以他们就说是打浦东牌，用浦东这个增量来吸引全世界全中国的目光，来吸引全世界全中国的资源，让他们来奠基开荒、打基础，但是呢，用这个增量唱浦西戏。

最后，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浦西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地发展起来，造福上海。这个政策非常聪明。所以从92年小平南巡到97年，离开体制以后，我再一次以市场化的身份来到上海浦东，因为浦东当时请我去做策划。短短五年时间，我就明显地感觉到，上海人终于跨出了，这就像三级火箭送卫星一样，这第一级火箭已经完成。

浦东还是打基础，包括世纪大道，变成了三个区，第一个金融区叫陆家嘴金融区。第二个叫外贸区，叫作外高桥开发加工区。还有一个就是工业开发区。此时，小的浦东已经开始初具雏形，而来的呢主要是台湾人比较多，最典型的是汤臣集团。当时台湾有个叫汤君年的，做了汤臣集团。台湾人对上海人还是有感觉的。他一步到位到上海，圈了陆家嘴边上很大的一块地，建了上海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汤臣高尔夫。

后来这个老兄呢，当时我去的时候刚好就死掉了，那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他扛不住了，亏损得非常厉害。他的老婆原来是一个演员，后来只能寡妇出面，自己接手这个项目。没想到十年以后，07年左右，这个汤臣一品推出了5万左右一平米的房子，被全国一致讨伐，大家都认为，这个房子怎么可能5万一平米呢？殊不知现在，那个房子已经涨到20万一平方米左右了。这个城市的价值和魅力谁都想象不到。

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明显地感到，打浦东牌唱浦西戏，浦西这个时候已经启动了，黄浦江两岸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经济开始复苏了。上海当时就给人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