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宦官、朋党与藩镇

宦官、朋党与藩镇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赵利剑。

在上一讲中我们介绍了唐朝爆发安史之乱的情况。安史之乱对于唐朝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还产生了很多后遗症。即使是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这些后遗症依然存在。唐王朝就像一个身患多种致命的慢性病的老人一样，带着这些后遗症又挣扎了一百多年，最终在公元907年寿终正寝。这些后遗症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

后遗症之一：藩镇割据。这是安史之乱最直接的后果。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政府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往往对叛军旧部采取妥协安抚政策，这样一来，很多曾经是安禄山、史思明得力干将的叛军将领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唐朝的节度使，依然手握重兵。这些势力被称为“藩镇”或者“方镇”。

唐朝后期的藩镇一般有五十个左右，他们也并不是都和中央对立搞军事割据，但是河朔（今河北）和河南地区的藩镇却是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当时河朔地区有三个节度使：卢龙（治所今北京）、成德（治所今河北正定）、魏博（治所今河北大名），号称“河朔三镇”。这三个节度使通通是安史之乱中的叛将，实力雄厚，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是在自己的辖区内官职法令另搞一套，连赋税都不上交中央。

而且，这些节度使死后，往往是父死子继，或者由部下继任，中央根本无能为力。各镇都有亲信“牙兵”，待遇非常丰厚，对统帅死心塌地，唐王朝根本奈何不得。而且藩镇和藩镇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他们“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使唐朝后期的政局极为动荡。

唐朝后期也有皇帝想要解决藩镇问题，但是往往力不从心，而且有可能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叛乱。唐德宗在位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去，其子李惟岳继任，唐德宗为了抑制藩镇，想拿成德镇开刀，不承认李惟岳的继承权。李惟岳就联合其他三个藩镇起兵作乱，史称“四镇之乱”。

唐德宗倒是早有准备，出兵把这次叛乱平定下去了。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彻底解决藩镇问题的时候，河朔三镇又联合淄清镇（治所今山东青州）叛乱，这四镇首领竟然都称了王，拥戴了一个皇帝。

唐德宗抽调关中地区的军队去镇压，结果泾原镇（今甘肃泾州）兵在路过长安时哗变，占据长安，还拥戴卢龙节度使朱韬的弟弟朱泚在长安称帝，史称“泾原兵变”。唐朝的皇帝继安史之乱和吐蕃进犯之后，又一次仓惶从长安出逃。后来唐军平定了这次兵变，唐德宗宣布赦免河朔叛将，各镇表示归顺，这才平息了事态。

又过了二十多年，唐宪宗继位，这是唐朝后期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国力有所增强，政治也比较清明，他对藩镇的政策从姑息变为强硬，尤其是发兵消灭了叛乱的淮西（治所今河南汝南）镇，河朔三镇也归附了中央，被迫接受中央委派的官吏。但是宪宗以后，中央力量逐渐涣散，地方藩镇故态复萌。唐朝非但始终不能彻底彻底割除这个毒瘤，反而最后还被一个叫朱温的节度使在公元907年篡夺了皇位。唐朝就此灭亡。

长期的藩镇割据，不仅严重消耗了唐朝的实力，直接导致唐朝灭亡，也给所在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些地区战乱不断，横征暴敛，民众负担极为沉重，而且，这些节度使有很多都是胡人，文化落后，他们对文教毫不重视，而且为了造成独立王国，他们还限制对外交通。这样当地就等于被孤立了起来，不仅经济残破，而且文化也日益落后。有的年轻人长到二十岁，没听说过周公、孔子，成天喝酒行猎。河朔地区原本是汉文化很发达的地区，现在竟然近似于文化沙漠。

后遗症之二：宦官专权。唐玄宗时期，宦官即已可以干政。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由于唐朝皇帝往往对武将不放心，所以经常派宦官去做监军，宦官就逐渐掌握了军权。

这些宦官专擅朝政，飞扬跋扈。唐肃宗时期的大宦官李辅国，因为拥立有功，骄横不可一世。他曾经公开对后来的唐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但是这时代宗还有一定能力驾驭宦官，所以先后设法把李辅国这些大宦官都除掉了。

但是到了后代，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掌握了唐朝中央禁军的军权，他们办事的机构被称为“北衙”，外朝百官办事的机构被称为“南衙”，这就等于出现了两个政府，两个朝廷。而南衙往往成为北衙的附庸，宦官制定国策，任免朝臣，甚至可以废立皇帝。

唐朝中后期的八个皇帝中，有七位：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均为宦官所立，顺宗、宪宗、敬宗则死于宦官之手。

因为不满宦官的骄横跋扈，唐朝的皇帝也曾经想办法联合大臣去除宦官，但是都没有成功。

第一次努力发生于唐顺宗李诵时期。李诵在做太子的时候，对唐朝的弊端有很深刻的认识，被认为一旦即位就会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没想到他还没即位突然中风口哑，据说唐德宗因此而急死，李诵带病继位。他重用两位大臣王叔文、王伾，联合其他一些大臣准备去除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抢先发动政变，王伾和王叔文都被贬官，其他八个亲信也都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司马（唐朝州府佐吏，闲职），比如柳宗元被贬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唐顺宗也被迫让位给太子李淳，即唐宪宗。

第二次努力发生于唐文宗时期。当时的宰相李训想用武力诛杀宦官，就在公元83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帝早朝的时候，派人报告说左金吾仗院（皇宫宿卫机构，在大明宫含元殿东侧）内石榴树上冬夜降下甘露，企图诱使当时的宦官首领仇士良等人去观看，以便在金吾仗院内把这批宦官一并处死。但是先行前去查看的仇士良发现了伏兵，他立刻返回挟持了唐文宗，然后调神策军出击，捕杀了李训和他的部下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

从此唐文宗就变成了宦官的掌中之物。他为此极为沮丧苦恼，却又无可奈何。他有一次问一个叫周墀的大臣：我像前代的哪个皇帝？周墀说：您是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唐文宗说，我哪里敢比尧舜？我倒是很像周赧王和汉献帝。周墀吃惊的说：那都是亡国之君，怎么能和您比？唐文宗说，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受制于诸侯，我是受制于家奴，这么说起来，还不如他们呢。说着说着，唐文宗不禁流下眼泪，连衣襟都湿了。周墀也伏在地上痛哭。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宦官专权远甚于前代的东汉以及后代的明朝，此二朝宦官气焰尽管嚣张，但毕竟是皇帝纵容下的家奴而已，一旦得罪皇帝就会被杀。但唐代宦官则权倾朝野，皇帝不仅奈何不得，反而受其挟制。

一个藩镇割据，一个宦官专权，已经把唐朝的皇帝弄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这时候的士大夫也不争气，非但不和皇帝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反而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这就是唐朝中后期又一个重要的政治顽疾—朋党之争。

党争从唐宪宗时代（公元八世纪初）开始，长达四十多年，代表人物分别是牛僧孺和李德裕，史称“牛李党争”。牛僧孺是平民出身，所以大力支持科举考试，在进士中很有影响力。李德裕出身于高门大族，对科举考试不以为然。

在对待藩镇的态度问题上，李党主张强硬平叛，牛党主张姑息。公平的讲，两派之中都不乏杰出人才，但是党争的特点是毫无原则，一派主张某事，另一派肯定反对，牛党掌权势必排挤李党，反之亦然。遂使政治上无所作为。党争进一步促使唐王朝内部分崩离析，助长了藩镇割据，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溃。唐文宗曾经哀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是唐王朝身上的三颗毒瘤，不断侵蚀着健康细胞，消耗着唐朝的力量。唐朝末年，又爆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巢民变，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也使得唐王朝耗尽了最后的能量。最终，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在公元907年轰然倒塌。

在我们今天提到的导致唐朝崩溃的多种因素中，你认为对唐朝来说哪种是最致命的呢？它所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史的第四单元“隋唐时期”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从下一讲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五单元“五代宋元时期”的学习。

欢迎你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