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节：北宋为何总打败仗

北宋为何总打败仗？

喜马拉雅的听友，你好。我是赵利剑。

在上一讲中我们结合北宋建立的背景和过程，分析了北宋王朝确立“重文轻武”政治原则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则是怎样具体操作的呢？又给北宋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述的内容。

我们先来说说“重文”，也就是用文人治国，花大力气来提高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发展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度。相对于唐朝的科举制度，北宋更加看重才学而不分门第，考试的程序日益严谨、规范，而且取士的人数大大增加。

两宋三百多年间，一共取士十一万多人，平均每次录取的人数是唐朝的十倍左右。而且，唐朝通过科考之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的进一步考查才能做官。宋朝录取之后即可以授予官职，而且考试名次在前的很快就可以获得高官。所以宋代的科举更能吸引广大知识分子。

宋代科考的程序一般分为三级：第一级是解试，也称乡试，是由地方州府主持的考试。考生中了解试，就取得了举人身份，到京城参加由中央礼部主持的第二级考试，即会试。考中进士科的叫做“进士及第”。最后，要经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通过殿试的考生被称为“天子门生”。

殿试的第一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状元。这是极高的荣耀。有材料记载，每次殿试结果揭晓的时候，北宋的都城开封万人空巷，都要去围观，街道上人流摩肩接踵，拥挤不堪，甚至有人爬到房顶上去看状元公的风采，就连很多达官贵人都在其中凑热闹。有人发感慨说：就算现在有一位上将军，率领数十万雄兵，收复了燕云十六州，还师凯旋，都比不上中状元的荣耀。文臣武将地位高低立判。

一旦通过了科举考试这一关，文官就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而且，与其它某些朝代比起来，北宋的政治是比较文明的，一般不轻易诛杀大臣，据说这也是赵匡胤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文臣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基本不会有杀身之祸，往往是被贬官，一旦政治风向变了，他们还可能随时被重新启用。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往往意气风发，出言无忌，有时候对皇帝说话都很不客气。

宋神宗年间，因为国家在陕西与西夏作战失利，神宗从宫中传令处死一个管粮草运输的官员。第二天，宰相蔡确上朝，宋神宗问：昨天我下令斩某人，执行了吗？蔡确说：我正准备奏报皇上。宋神宗问：这有什么可疑问的？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未杀过文人，臣等不愿意陛下破这个例。宋神宗考虑了一会儿说：那就改为刺面发配到偏远险恶的地方吧。另一个官员章惇插嘴：那还不如杀了他呢。宋神宗问：为什么？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发脾气，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章惇还嘴硬：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的好。事情便不了了之了。也是在宋神宗时期，大臣文彦博曾经直截了当的对皇帝说：您不是和百姓治天下，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见文人士大夫的气势有多足。

和文人比起来，武人的地位就相形见绌了。我们先来说说普通的士兵。从北宋初年开始，就实行一种很特殊的制度。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社会上出现大量的无业游民，为了防止他们闹事，北宋政府往往把这些游民大量编入军队，其中还有不少不法之徒。

政府的用心可谓良苦：怕这些游民无衣无食，铤而走险，酿成民变。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一来使得军队的数额不断增长，北宋初年的军队只有二十万人，到了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庆历年间（十一世纪中期），就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人，国家的军费开支非常沉重。二来，军人的素质普遍低下，战斗力很差，在社会上往往被人歧视。

在五代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统治者需要大量的军队，所以往往强征平民入伍，为了防止他们逃亡，就在士兵的脸上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刺字。我们知道，在脸上刺字，着色，是古代惩罚罪犯的一种刑罚，即“黥刑”，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就等于把好端端的军人降到了和罪犯一样的地位。

而且北宋也确实会把一些罪犯发到军队当中服役，所以《水浒传》中林冲、武松这些好汉一旦刺面发配，就会被骂做“贼配军”。脸上的刺青是洗不掉的，会带一辈子，即使你后来飞黄腾达，这也会带给你终身的耻辱。比如北宋的名将狄青，外征内讨，战功卓著，一直做到枢密使（宋代最高军政长官），但是仍然被文人所看不起。

他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做官时，他的上司韩琦要杀一个叫焦用的军人，狄青向韩琦求情，说焦用有军功，是“好儿”。韩琦驳斥他：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好儿耶？还是把焦用杀了。也是在定州的一次宴会上，一个歌妓因为多喝了几杯，在向狄青劝酒时，竟然借着酒劲儿说：劝斑儿一盏。歌妓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志得意满的文人士大夫，更加看不起军人。

北宋的大政治家欧阳修，就曾经给宋仁宗皇帝上书，专门说狄青的事，他在上书中承认：狄青有战功，有才能，有见识，得到了很多士兵的爱戴。这些本来应该是一个将领的优秀素质，但是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却变成了负面的东西。因为这样的将领容易受到部下的拥戴，酿成事端，有可能会使“黄袍加身”重演，而这是北宋最忌讳的事。

欧阳修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盖由军士本是小人。在文臣们看来，出身军旅的人，无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永远都是“小人”。所以狄青后来在没有犯任何过失的情况下，被免去枢密使的职务，外放做地方官。

欧阳修的文章，典型的说明了北宋王朝对军人的态度：固然要求他们在疆场效命，但也是朝廷刻意防范的对象，要严加约束。北宋第三个皇帝宋真宗曾经制定了“武臣七条”，也就是武将的行为规范，包括：修身、守职、公平、威严等等，却没有一条要求武将勇猛果断，善于用兵。

北宋还从制度上对军人权限进行严格限制，比如实行“更戍法”，把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或者让地方的军队不断变换防区。统兵的将领由中央任命，遇到战争，都是由皇帝临时任命将领，战事结束，军队和将领都各自回到原住地。

这固然可以防止兵将结合反抗中央，但是造成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使得北宋在和周边各族政权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屡战屡败，军人的社会地位就更加低下。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民谚就有“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的说法。可见，北宋的确是文人的天堂，而对武人来说，只能感叹生不逢时了。

北宋的这套执政理念和举措，的确有效的防止了地方的分裂割据，五代十国时期武人专权、骄兵悍将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到了北宋中后期，著名学者程颐曾经说，本朝有五件事超越古今者，其中包括“百年无内乱”、“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这确实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北宋社会状况真实的反映。

这样稳定的局面，当然有利于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宋朝的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以及他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和其他那些内乱不断、自相残杀的王朝比起来，北宋也显得文明得多。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

然而，凡事都有利弊。这套制度也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最直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政府财政开支浩大。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国家往往入不敷出。第二，当然是军事力量的软弱。尤其是在北方有强大邻国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当时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依然强大，而西北地区又兴起了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北宋的军力不足以战而胜之，只能采用怀柔的办法，即和这些政权讲和，并且每年都要送去大量的银钱和财物，被称为“岁币”，这对于北宋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财政来说，当然是雪上加霜。所以经常有人用“积贫积弱”四个字来形容北宋的状况。到了北宋中期，这些问题已经越发的严重，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地步，所以才有我们后边要讲的王安石变法。

听完今天这一讲，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你思考：和汉唐这些朝代相比，北宋确实显得不那么“给力”，它没出过汉武帝或者唐太宗这样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没有汉朝出击匈奴、经营西域那样的赫赫战功，但是如果综合其他方面的因素，北宋和汉唐相比，哪个朝代更文明呢？

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