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华东经济的崛起——与娃哈哈宗庆后的一些小事

【音频文字稿】

92、91年的时候，我专门到浙江进行了深入的采访。那时候浙江的经济刚刚起来，而且根本比不上江苏，因为江苏有非常发达的乡镇企业。我到浙江的时候，整个才开始起步,那时最活跃的是温州。我当时看到温州后就很感慨，我后来写了篇文章，写的就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规律也”，这就是温州。我在温州街头看的时候，没有电，家家户户门前搞个小发动机，家家办工厂，人人搞创业，街上很多妇女踩三轮车，40度的高温，简直是不怨天不怨地，就是一心发财！

那种活力简直是令人非常震撼。另外一个到温州还看到什么呢？当时就发现了温州生产一种打火机，就是我们当时说的一次性打火机。原来中国人几十年都是用的老打火炬，是一种用火势打火的，人家那是喷火的。而且一问这个打火机，全是先帮日本人代工，到最后日本退出这个市场，温州人开始自己生产。

就是说，很多东西激发人把创造力释放出来，包括就是低压电器，包括后面的温州所出现的衣服鞋帽，还有皮鞋呀这些，刚开始的时候很差很落后，现在温州生产的皮鞋跟意大利的皮鞋完全一样，就是一帮农民搞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感觉，第一个，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场规律也，这是对温州模式的总结；还有一个最深的感受，我经常讲的，就是国有经济是史前恐龙，迟早要被淘汰的，太低效；第三个，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不改制他走不远的；第四个，民营经济先天不足，绝对后天可畏。这就是当时华东归来的一种感受。

后来我采访那个省委书记，叫李泽明，这个人呢，浙江人对他的评价是 “左”。他跟我诉苦。他说不是我左，陈云每年都蹲在杭州，看着我盯着我的。他说我这个省委书记，温州的日子好过我就难过。温州好过就说明放了，一放这边就批我。我的日子要想好过，他们的日子就难过，我就得管他们。从他的话中，你就能理解一个封疆大吏的那种困惑。

后来这个温州的改制也学广东，结果翻了烧饼。一开始的时候也改了，后来又不承认了，又翻了烧饼，但最后的两次烧饼翻完、改制改完以后，浙江就不得了了。虽然比广东晚了两三年，但因为浙江人的素质比较高，特别是后来搭上了WTO的快车，浙江的经济在小平南巡以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10年到15年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加上海的崛起，所以整个江浙板块的经济，就是长三角基本上就跟广东的珠三角分庭抗礼，成为整个中国最强有力的两个发动机。而这两个发动机的真正的动力源就是民营经济，就是制造业，而这些东西都是拜小平改革开放之所赐。

一个是从农村改革开始，到后来乡镇企业，到后来小平南巡的企业改制，最后搭上了WTO的快车全球化，最后这两个发动机终于从弱不禁风的传统的农耕文明变成了世界工厂，最后成了带动整个中国走向全球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动力源。以至于成了特朗普感到惶恐，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么一个心中之大碍。就这两个发动机，而我有幸都参与了整个嬗变过程，而且跟很多企业家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也看到了他们成龙上天的过程。

这里面可以多说两句，可以说到一个时势造英雄的问题。92年，我借小平南巡的东风，去浙江采访的时候，见到了娃哈哈的老板，宗庆后。当时的宗庆后，在干啥？他接待我的时候，杭州的这个西湖边有一个杭州宾馆。当时是怎么接待法呢？他亲自陪着我，到了杭州宾馆押了一张支票到前台，说王记者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到时候结帐就完了。

我去的时候正好他遇到一个天大的事情，关乎生死存亡。什么事呢？当时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啊真是好玩。当时很多企业生产一个什么东西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注射液，瓶子是玻璃瓶装的。而且不是像现在拉一下，盖子就撕开了，是要先拿一个轮子把它划一下，“啪”打掉，然后再拿管子放里面再喝。那里面放的是什么呢？广东人称为龟鳖鳖精丸，天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吃不死人也治不好病，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是红枣啊这些东西做原料的，叫娃哈哈口服液。就这种口服液，当时在整个民间大受欢迎。但光在浙江还不行，它要拓展市场啊，就进了南京，石头城。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南京方面以种种理由把它逐出石头城，说不符合标准。

当时他那个营销总经理拿出一个带血的毛巾给我看，以血明志、以死明志。差点酿成大祸、出大事情。后来呢，被赶出南京城以后，很多企业退款，不得了，就处于灭顶之灾，正好让我撞上。

后来宗庆后问我该怎么办？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在江浙很少遇到这种事情，我在南中国广东，这样的事情很多。我问三件事就行了。

第一，南京政府提的这个标准站得住站不住，他说是站不住的，因为原来中国没有这种标准。计划经济落后，这是新产品，所以南京是用昨天的落后标准来看，是找理由。这点我们是站得住的。

第二个问题，我说你跟省市的关系怎么样？他说我们跟杭州市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们是校办企业，也是没改之前的，而且我们还是财税上不错的一个大户。市里面专门派一个秘书长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个事。噢好，产品站得住，政府很支持。

第三条就好办了，现在中央正好要打掉这个篱笆墙。当时有首歌叫《篱笆墙的影子》嘛，到处搞篱笆墙，这个是直接违背中央精神的，阻碍市场开放。后来我就帮助他们，这个时候媒体就开始发起反攻。《人民日报》发了很多次社论，就一论拆掉篱笆墙，二论拆掉篱笆墙，还没到三论的时候，江苏省缴械投降，重新请回娃哈哈。那么后来就开始往下走了。

后来在南京采访的时候，在杭州又出现一个事情。当时宗庆后跟我探讨一个事，他说在国外啊，一瓶矿泉水的价格比一瓶啤酒的价格还贵。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污染，到处水都是不要钱的，特别我们老家贵州，泉水淙淙，根本是就是随便敞开用的。

我说怎么可能一瓶水比啤酒还贵呢？他说下一步他准备要生产水。我当时怎么也搞不明白，没有想到转瞬20年过去以后，一个娃哈哈，一个就是说农夫山泉，宗庆后就靠卖水成了中国首富。以至于农夫山泉的老板很得意地说了一个广告词：我们不是生产者，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真是中国这个市场之大。还有一点就是有国才有家呀，国家只要它不断地持续往前走，经济不断地发展，消费力强大，真正的什么样的人，再名不见经传的，都有可能成为一代枭雄。但是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这个只是归咎于自己的伟大功劳，而不是感谢这个时代，最后他摔跤了是必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