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赵现海：长城的问号

我们都知道，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长城修筑了之后，不仅直接切割了北中国，改变了北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北方族群的骑兵进攻，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相对安宁；但同时，（修建）长城又长期耗费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相应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长城修筑之后北方族群南下的难度加大了，不得不向西方进军，通过今天的中亚、西亚，进入欧洲地区，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明朝在内敛的疆域政策影响之下，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那么，明朝为什么修筑长城呢？长城对于明代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里就用成化中期榆林长城修筑为例，来尝试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榆林 镇北台）

（榆林 镇北台）

河套弃守

明朝从建国开始就不断修筑长城。洪武的时候，明朝为了防御北元的反扑，沿太行山、管涔山、恒山，构建了关隘防御体系，在山海关那里，修筑了数十公里长的墙体；为了加强在漠南地区的防御，在开平修建了很多的烽火台；为了增强东胜卫的防御，从今天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向西南修墙体，一直修到山西的老牛湾，约三百里长。永乐的时候，明朝在宣府和大同修筑了边墙。正统的时候明朝为了防御兀良哈三卫，沿着辽河套的南部，掺杂大量木材，修筑了很长的边墙。但是，以上长城的修筑，虽有规模较大者，但对于后世长城的修筑，却并没有产生示范意义。而成化中期榆林长城的修筑，不仅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潮流，而且成为后世关于长城是不是应该修筑的争论焦点。

（山海关）

宣德以来，鞑靼、兀良哈和瓦剌，这些蒙古部落沿着阴山地区，不断南下明朝北部边疆，尤其是河套。蒙古各个部落之所以把目标瞄准河套，原因是河套在明前期空虚无人。河套在秦汉时期称“河南地”，黄河中游从宁夏到山西这一段，像个“几”字形。明代人觉得看上去像个套子，就把这个地区改称“河套”。河套地域很广，内部的生态环境也不一样，从南到北，依次分布着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

（河套）

河套原本是个很热闹的地方。秦汉和隋唐都崛起于西北边疆，建都也都在关中，相应，西北边疆是北部边疆经营的重心。作为保卫京师的河套，更是重中之重。而匈奴和突厥这些北方族群，在南下进攻关中的时候，也都把河套作为战略上跳板。但是，伴随中唐以后中国经济、政治向东南的转移，河套的战略地位大为下降。河套地位的下降，还和成吉思汗之死有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时候死去，蒙古为了报复，大肆屠杀党项人。作为西夏核心区的河套，就这样被清洗一空。传说成吉思汗去世后，就埋在了河套，而蒙元帝国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确实是在河套。为了保持河套的安静，蒙元帝国在这个地区并没有大规模设置机构，而是空置了下来。不管怎样，在蒙元时期，河套一下子从之前热闹的农牧开发和战争拉锯，陡然进入了一段寂静的时光。

明朝初年，先后定都南京和北京，都离河套很远，相应地，对河套都不是很重视，仍然跟蒙元帝国一样，把这个地方空置了下来，只是在黄河的北面，设立了东胜卫。而东胜卫，在“靖难之役”中加入了战争，再也没有迁回原地。随着东胜卫的迁走，河套一下子完全敞开在蒙古各部视野之下。

（东胜卫故城）

正统以后，蒙古的骑兵屡次从河套长驱直入，向东越过黄河，进攻山西；向西跨越贺兰山，进攻宁夏和甘肃；向南进攻陕北，从而在西北边疆，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突破了明朝的整体防线，严重威胁了西北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成化时期，蒙古的内乱进一步加剧，许多部落为了躲避内乱的冲击，纷纷南下。和前辈们南下主要为了抢夺物资不一样，这个时候南下的蒙古部落，因为主要是为了躲避内乱，开始更长时间，更为固定地留在河套，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河套危机。

“搜套”

围绕着如何解决河套危机，朝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是主张开展大规模的“搜套”，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此方案以阁臣李贤为代表。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的时候，李贤提出：不一劳者不永逸。今天如果想安定边疆，只能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李贤主张从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大同、宣府这六个地方，抽调精锐骑兵、步兵，并且打造战车，希望彻底把在河套的蒙古人，驱逐出去。明宪宗听从了李贤的建议，就派遣当时最著名的杨氏家族的杨信，担任“搜套”总兵官。但杨信这个人，非常畏懦，没有能力指挥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军队调动非常缓慢，虽然取得了小龙州涧战役的胜利，但很快本方的汤胤勣就中了蒙古的埋伏，战死了，因为汤胤勣是汤和的后代，因此影响很大，引起了朝野震动，杨信面对着巨大质疑和批评。正当杨信遭受信任危机的时候，驻扎在河套的蒙古部落一方面面临着蒙古高原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严寒的冲击，主动向明朝请求开展朝贡贸易，从而退出了河套，杨信也很幸运地保住了自己的晚节，但也由此从“搜套”行动中退了出来。

成化五年（1469年），阿罗出部落进入河套，当时的兵部尚书白圭跟李贤一样，也主张“搜套”，并且提出在驱逐阿罗出之后，沿着黄河，修筑长城，在河套移民，从而固定地控制河套，杜绝蒙古人再次南下。这一次，明朝委派平灭了荆襄流民叛乱的朱永，担任“搜套”总兵官，并且让文官王越参赞军务。这一次的“搜套”，还是比较成功的，明军先后取得了双山堡大捷、怀远堡大捷。成化七年（1471年）的时候，阿罗出和其他的蒙古部落发生了内乱，被驱逐出了河套，从此不再进入河套。这次的“搜套”行动，和杨信负责的那次相比，无疑在战役层面取得了明显的战绩。但是，从战略层面而言，“搜套”军队并没有取胜之后进一步驻扎河套，而是鉴于西北地区为了供应“搜套”的粮饷，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社会动荡不安，民众流离失所，从而采取了遣散军队、分散就粮的作法。

（双山堡遗址）

（常乐堡遗址）

成化七年（1471年），癿加思兰进入了河套。白圭于是再次提出了“搜套”。这次“搜套”，王越还负责参赞军务，“搜套”的总兵官却再次换人了，换成了平定大藤峡苗人叛乱和辽东女真叛乱的赵辅。赵辅这个人有名无实，其实没什么军事能力，没能阻止蒙古骑兵，为了躲避罪责，编造了癿加思兰撤退的消息，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只能主动辞职了。

正当大家觉得“搜套”不可能成功的时候，成化九年（1473年），王越却令人意外地取得红盐池大捷，这次胜利是成化时期，“搜套”行动的最大胜利，一共擒获、斩杀355人。红盐池大捷以后，王越上奏，说取得了韦州大捷，斩首149人，但是当时却有人认为这里面不少人其实是逃归的汉人。无论如何，经过这两次胜利，明朝严重打击了河套的蒙古部落，蒙古部落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南下河套了，“搜套”行动从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搜套”行动取得了战役层面的胜利，但是长期的军事行动，也给西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乃至于社会危机。而河套沙化很严重，缺乏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条件，河套以北也没有明军驻守，没办法保障河套地区的移民。因此，明朝在“搜套”成功之后，并没有向河套移民，这就为蒙古的再次进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后来河套也就逐渐成了蒙古固定游牧的地方，现在还属于内蒙古自治区。

搁浅的筑墙方案

第二种主张，是在榆林修长城。主张这一方案的，是中央管理财政的户部，西北地区的延绥镇巡抚和陕西巡抚。与兵部追求建立军功不一样，户部、巡抚的职责，是平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连年的“搜套”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相应这户部和西北的巡抚们，就成了反对“搜套”的中坚力量。为了取代“搜套”，西北巡抚提出修筑边墙，与已有的营堡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长城防御体系。

成化六年（1470年）三月的时候，延绥镇的巡抚王锐，首次提出在榆林边界，让军人修筑“边墙”，因为这道边墙比较靠外，被后来人称作“大边长城”。对于这个提案，宪宗表示了赞同。不过这一计划并没有实行，原因是兵部白圭仍然坚持“搜套”，不同意其他的方案。

两三个月以后，“搜套”还是没啥结果，陕西地区反而出现了财政危机，社会动荡不安，这样，陕西巡抚马文升坐不住了，他直截了当地向朝廷说，“搜套”根本没有用。他认为“搜套”大军距离蒙古部落很远，军队还没集结完毕，蒙古部落听到消息，早就跑远了，军队开到河套里面去，根本就找不到蒙古人，耗费了大量粮饷，一点用都没有。因此，马文升也主张采取长城防御。但是和王锐作为延绥镇巡抚，只需要关注榆林就行了不一样，马文升是陕西巡抚，他得把整个陕西的安定都考虑在内。因此马文升提出在榆林的南部，利用白于山的山险，借助北宋留下来的一些军事设施，修筑长城，防止蒙古骑兵进入到陕西的内地里面去。这条长城的位置比较靠里，被后来人称作“二边长城”。马文升主张用当地的土兵来修，这可能是因为马文升觉得王锐的方案兵部之所以不同意，可能是因为动用了正规军。但马文升的建议，一样没有通过。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成化七年（1471年）七月，这时的延绥镇巡抚换成了余子俊。余子俊再次提出了修筑“二边长城”。同样为了避免和兵部冲突，余子俊甚至主张让老百姓来修长城，并且把工期还给缩短了。但是，对于余子俊的主张，兵部还是拒绝的。看到西北巡抚们不断上奏，兵部也有些烦了，直接给出了统一的回复，说要“大边长城”的地方，地势很开阔，不好修，也不好防守，而且沙漠化很厉害，修的长城也不结实，容易塌。“二边长城”倒是可以修，不过现在正打仗，没办法修，“搜套”成功之后，可以让正规军，和当地的民兵，一起来修。

但是一年后，也就是成化八年（1472年），余子俊再次执著地提出修“二边长城”。这一次他重点强调了“搜套”造成的财政危机，指出陕西、山西遭遇了灾荒，“搜套”战争又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果不早点停止“搜套”的话，老百姓可能就要造反了，还不如早点把军队撤回来，修“二边长城”。

面对西北巡抚喋喋不休的主张，宪宗也挺不住了，觉得有必要派人到西北看一看，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到底“搜套”好，还是修长城好。派的人是谁？是吏部右侍郎叶盛。叶盛到达榆林之后，发现明军战斗力很低，后勤补给也跟不上，跟蒙古人打仗实在没有必胜的把握，还是先立足防御为好。因此，他就和“搜套”的代表王越、延绥镇的代表余子俊一起，联合上奏，主张让陕西、山西的老百姓，一起修筑“二边长城”。对此，白圭仍然坚持己见，表示反对。但宪宗对于西北的情况，已经有些坐不住了，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修筑长城，是长久之计，要尽快修起来。在宪宗的旨意之下，余子俊征发了五万民众，铲削山体，开始修筑二边长城。但是由于旱灾的缘故，这项工作一度中断了。成化九年（1473年），白圭的母亲去世了，他回乡参加葬礼，兵部左侍郎李震代掌了兵部，最终同意了修长城的方案。成化十年（1474年），余子俊最终修成了“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以后明朝又在延绥镇、宁夏镇之间，修筑了纵向的界墙，从而构建了完整的榆林长城防御体系。

榆林长城修成以后，边墙直接阻截了蒙古骑兵，营堡能够机动地与蒙古骑兵展开作战，陕北的防御大为加强了。这样，延绥镇用比较低的成本，在一定时期有效解决了蒙古人的威胁，对明朝的北疆军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也都开始模仿起来，在自己的地盘不断修长城，从而掀起了明中后期大规模修长城的浪潮，形成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万里长城的局面。

但是另一方面，长城毕竟是一种防御设施，没办法主动、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因为长城很长，明朝只能把军队分散开来，每人守一段，这就导致明军的运动战下降了。而为了增强运动战的能力，只能再多召募士兵，或者把当地的老百姓抽调进来，负责管理驿站，或者运输粮饷，多召人就要多花钱，而长城沿线经济又都很落后，财政危机就这样慢慢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长城沿线的军队，长城沿线的财政危机也就越来越严重，这就导致长城沿线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人口和巨大的财政压力之间的巨大矛盾，长城沿线就像个火山口，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最后，明朝就灭亡于陕北的军民叛乱。为什么是陕北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是因为与九边其他地区相比，陕北的生态环境最恶劣，经济发展最落后，经常发生各种灾荒，而为了防御河套的蒙古，明朝又在这里长期驻扎约七万余人的正规军。因此榆林是九边地区财政危机最严重的地方。早在榆林修长城之初，陕西巡抚马文升就说榆林财政状况如果不改善，最终将会导致叛乱的发生。

通过榆林明长城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长城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和北方族群的长期对立、冲突中，追求内政与边防、财政与战争之间平衡的一种方案，也是一种无奈的方案，这种方案在解决一定问题的同时，却无法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其实，世界古代史上，各文明都一直没有找到彻底解决亚欧内陆游牧骑兵威胁的办法，这个锅也不能完全让长城来背。只有到了近代，随着热兵器的普遍使用，还有铁路直接修到亚欧内陆去，游牧人的威胁才最终被解除了。

第七讲复习课

你好，赵老师第七讲结束了，我们一起复习一下本讲内容。

正统以后，蒙古骑兵屡次从河套长驱直入，威胁西北地区民众的安全。成化时期，蒙古内乱加剧，鞑靼各部南下明境，重点向适合大规模游牧的河套迁移。

面对河套危机，明朝提出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案主张“搜套”，希望通过武力来打击蒙古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前几次“搜套”进行的不顺利，直到成化九年（1473年）的红盐池大捷及韦州大捷，“搜套”行动才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河套一带的蒙古势力，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南下。长期的军事行动，给西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河套地区不适合开展农业，以北无明军驻守，不能保障移民屯垦。“搜套”成功之后，明朝未进一步在河套设置机构，仍空置河套，从而为鞑靼各部的再次入套提供了空间与可能，河套也逐渐成为鞑靼的固定驻牧之地。

第二种方案是修筑边墙，构建防御体系。在开展“搜套”的同时，就不断有人提议筑墙，但未受到重视。随着“搜套”弊端的日益显露，修筑边墙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成化十年，余子俊主持筑成“大边长城”“二边长城”。此后，明朝又在延绥镇、宁夏镇之间，修筑了纵向的界墙，构建了完整的榆林长城防御体系。

榆林长城增加了陕北地区的防御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套危机。同时也导致了明中后期掀起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历史潮流，从而呈现出与同一时期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截然不同的历史取向。

长城作为一种防御设施，并不能主动、彻底解决蒙古问题。修筑长城还引发了财政危机并导致陕北地区高度“军事化”，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以上就是本讲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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