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九）中

书籍让我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具有伟大感情和愿望的生活。这种感情和愿望引导人们去建立功勋或者犯罪。我看见我周围的人则既不会建功也不会犯罪，他们躲在一旁生活，好像跟书中所写的情况完全不同。我很难理解，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可不愿意过这种生活……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不愿意……


从图片的说明中我知道，在布拉格、伦敦、巴黎等地方，城市中没有沟谷和肮脏的垃圾堆，那里的街道宽大笔直，房子和教堂也不一样；那里也没有把人们关在屋子里六个月之久的冬季，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大斋日是不许看书的，我们的《绘画评论》也被收走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来临了。现在把这种生活与书上知道的生活作一比较，就更觉得它多么贫乏和丑陋。有书读时我觉得自己健康有力，工作起来更起劲，因为我有了目标：工作越是早结束，留给我看书的时间就越多。把我的书收走了，我就变得全身发软，懒洋洋的，就会害上一种过去所不知道的病态健忘症。


记得就是在这些空虚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都躺下睡觉的时候，大教堂的钟突然响了一声，房里的所有人都被惊醒了，半裸的人们扑向窗口，相互问道：


“失火了吗？是火警吗？”


可以听见，其他住宅里也同样忙乱起来，门户砰砰响，有人在院子里牵着套好了的马在跑。老太婆大声嚷着，说教堂里失窃了。老板阻止她说：


“嚷够了，妈妈，不是都听见了吗？那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多鲁什卡从板床上爬下来，边穿衣服边嘟哝道：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


老板派我到阁楼上去看看有没有火光。我跑上去了，通过天窗爬到屋顶上，没有看见火光。在静寂的寒冷的空中，钟声在不急不慢地接连不断地鸣响着，城市昏昏欲睡地躺在大地上，一些看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脚下的积雪跑了过去，发出吱吱的响声，雪橇的滑板吱嘎吱嘎地叫，钟声依然不祥地鸣响。我回到了房间里。


“没有火光呀。”


“呸，真是的！”老板应了一声。他穿着棉衣，戴着帽子，提了提领子，并迟疑不决地把脚伸进套鞋里去。


他妻子劝他：


“你别去！喂，千万别去……”


“别废话！”


维克多鲁什卡也穿上衣服，挑逗大家说：


“可我知道……”


老板两兄弟上街以后，两个女人便吩咐我去烧茶炊并向窗口奔去。可是几乎就在同时，老板却回来了，他按了门铃，默默地沿着楼梯跑过来，打开通向过厅的门，沉郁地说：


“沙皇被暗杀了！”


“被杀了！”老太婆喊了一声。


“被杀了，是一个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维克多鲁什卡也按了门回来了，他满不在乎地脱下衣服，生气地说：


“我还以为要打仗呢！”


然后他们都坐下来喝茶，平静地交谈起来，不过声音很小，很小心。街上已经安静下来了，钟也不响了。这两天他们都神秘地窃窃私语，有时到一些什么地方去，也有一些客人到这里来，详细地谈论些什么。我极力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老板一家人把报纸藏了起来，不让我看。于是我便去问西多罗夫，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沙皇。他小声地回答说：


“关于这种事是禁止说的……”


这一切很快就被忘记了，日常琐事让你无法脱身，而且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有一个礼拜天，老板一家人都早祷去了。我把茶炊生上火，便打扫房间去了。这时最大的那个小孩爬进了厨房里，把茶炊上的活栓拔了下来，拿到桌子下面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要是茶炊里的水漏完了，茶炊上的焊缝就会裂开。我在房间里就听见茶炊反常的凶猛的尖叫声，跑进厨房一看，啊，坏了，整个茶炊都变青了，并且在颤动，好像立刻就要从地板上腾起来了。插活栓的那个套筒的焊口已裂开，颓丧地耷拉下来，茶炊盖也已歪在一旁，把手下面熔化的锡液在滴落——这个紫里带青的茶炊好像已成了酩酊大醉的醉汉。我拿水去浇它，它发出咝咝的响声，悲戚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婆问茶炊烧好了没有时，我简短地回答说：


“烧好了。”


这句话我大概是在慌张害怕中顺口而出的，却被认为是嘲笑她，从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痛打了一顿。老太婆扎了一捆松明打我，虽然不大痛，但背脊皮下却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松叶的针刺，到了晚上我的背肿得像枕头一样，而到第二天中午，老板不得不把我送进医院去。


一个高个子瘦得有点可笑的医生看了我的伤之后，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这是一种残酷虐待，我得开张验伤报告。”


老板脸红了，两脚在地上蹭得沙沙响，对医生小声地说了什么话，医生越过他的头看着对面，简单地回答说：


“我不能。这不行。”


但后来他又问我：


“你要上告吗？”


我虽然感到很痛，但还是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用一个凉冰冰的、碰在皮肤上很舒服的钳子，把刺挑出来，并开玩笑地说：


“他们把你的皮肤点缀得很好，朋友，现在你要成为一个不漏水的人了……”


他把这种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做完之后，说：


“取出四十二根刺，朋友，记着，你可以吹吹牛皮了！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换纱布，你经常挨打吗？”


“以前，挨打更多……”


医生低声地哈哈笑起来。


“一切会好起来的，朋友，会好的！”


医生把我领到老板那里，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包扎好了！明天再送他来，换纱布。你运气好——幸好他是个乐天派……”


坐车回去时，老板对我说：


“彼什科夫，我也挨过打——有什么办法呢？老弟，人家也打过我！不管怎样，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同情过我呢？没有任何人同情过我！人到处都有，多得很，可同情的人呢，连一条狗也没有！唉，都是禽兽……”


他一路都在骂人，我对他有点儿怜惜，也很感激他，因为他像对待人那样跟我说话。


回到家，他们像对待寿星一样接待我。两个女人硬要我详细地讲一讲医生是怎么给我治伤的，都说了些什么。她们听着、惊叹着，津津有味地咂咂嘴，皱皱眉。她们对病痛和一切不愉块的事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我感到很奇怪！


我看得出来，由于我没有控告他们，他们感到很满意。利用这一点，我请求他们允许我去向裁缝太太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太婆吃惊地感叹说：


“真是魔鬼！”


过了一天，我去了裁缝太太那里。她亲切地说：


“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被送进了医院。你瞧，他们说得不对吧？”


我没有说话，不好意思把真情告诉她。干吗要对她说这种粗野而又可悲的事呢？她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很好。


我现在又在看大厚本的书了，大仲马121、庞松·德·泰尔莱利122、蒙特潘、札孔纳123、加博里奥124、埃马尔125、巴戈贝126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快地一本接着一本吞下去，非常高兴。我觉得我已经是那种非凡生活中的一员了，这种生活甜蜜地激励着我，使我振奋。我那盏自制的油灯重又放光冒烟了。我通宵看书，看得眼睛出毛病了。老太婆殷勤地说：


“当心，书呆子，眼珠子会爆的，你会成瞎子的！”


不过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所有这些有趣的情节复杂的书中，尽管发生的事件各有不同，国家和城市也不一样，说的却都是同一回事：好人不幸，受坏人欺侮；坏人总是比好人运气好，也比好人聪明，但最后总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战胜坏人，好人一定获得胜利。那些男男女女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的所谓“爱情”，我也很讨厌。这种单调的东西不仅令人生厌，而且让人有点怀疑。


经常是只要看了前面的头几页书，你就能推测到后面谁胜谁败了，而且事件的结扣一旦弄明白，你就会竭力用自己的想象去解开这个结扣，放下书，你就会琢磨起来，像做教科书中的算术题那样，越来越能够断定，哪个主人公能进入幸运的天堂，哪个人物将被打入地狱。


不过在这一切的后面，我也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来说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关系的特点。我明白，在巴黎无论是马车夫、工人、士兵和所有“干粗活的老百姓”，都不同于尼日尼、喀山和彼尔姆等地的人。巴黎的老百姓能更大胆地跟老爷们说话，对他们的态度也更随便和更独立一些。就拿士兵来说吧，他们可不像我所知道的那些人，既不像西多罗夫，也不像轮船上的那个维亚特省的兵，更不像叶尔莫兴。巴黎的兵比上述这些人更像一个人，在他身上有某种类似斯穆雷的东西，但又不像斯穆雷那样凶狠和粗暴。又如那里有位小铺老板，他同样也比我所认识的小铺老板要好一些。还有，书中的神父也不像我所知道的神父那样，而是更亲切一些，对人更具有同情心。总之，正如书里所说的，外国的生活要比我所知道的生活更有趣更轻松和更好一些。在外国没有那么经常和野蛮的打架，没有人像捉弄维亚特省的士兵那样地捉弄人，也没有人像老太婆那样狂暴地祈祷上帝。


特别明显的是，书中虽然讲的是恶人、吝啬鬼和无耻之徒，却没有表现出我们所熟悉和常见的那种不可解释的残忍和捉弄人的意图。书本里的恶人的残酷是有其道理的；他为什么残酷，几乎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这里所见到的凶恶行为，却是无目的性的，毫无意义的，不过是为了发泄一下自己，并不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