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文、景、武帝三《本纪》：帝王秘史的可说与不可说

本集文稿 

上一讲我们讲了《吕太后本纪》，今天我们讲《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

我想肯定有听众朋友听到题目，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三篇《本纪》，放在一讲里讲。

这个我确实得先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史记》的本纪部分总共有十二篇，写汉文帝的《孝文本纪》，和写汉景帝、汉武帝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是排次在最后部分的三篇。这三篇本纪的主人公，虽然是西汉王朝前后相继的三位皇帝，三篇本纪本身的性质，却大不相同。

怎么个不同呢？简单地说，现在通行的《史记》文本中，《孝文本纪》是司马迁写的，完全没有问题；《孝景本纪》是不是司马迁的作品，很成问题；而《孝武本纪》，则不仅文本不是它原来的，连篇名都不是——它本来应该叫《今上本纪》。

那么，既然三篇本纪的性质如此不同，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们搁在一块儿来讲呢？这是因为，从《史记》编纂史上看，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正好可以印证我们这一讲的主题：帝王秘史的可说与不可说。

我们先说《孝文本纪》。

《孝文本纪》除了开始部分写文帝如何在大臣的坚持邀约下登基做了汉朝的新皇帝，其余的大部分，都是以过录原文的文帝诏令为中心，来展开这一时期的历史叙事的。这些诏令，包括文帝遗诏在内，总共有二十一则。

以这二十一则诏令为中心的《孝文本纪》，可以说是《史记》写汉代诸位帝王的本纪中，最具正面色彩的一篇。我们读《孝文本纪》，可以很明显地感到司马迁对于这位前代帝王的热爱。篇末的“太史公曰”引孔子的话，说“必世然后仁”，意思是一个朝代，一定要过了一世，也就是三十年，才开始逐步施行仁政，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全篇《孝文本纪》而言，文帝被塑造成了一位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圣人，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觉得这其中恐怕难免有理想化、情绪化的成分。

这话怎么讲呢？我们来看看《孝文本纪》里的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跟立太子有关。那是文帝即位不久的事，当时有下属向他建议，应该尽早把太子确定下来。这文帝的反应，非常有意思。他开始是坚决反对，甚至把它提到了“重吾不德”的高度，意思是那会让我道德有亏，后来又搬出了楚王、吴王等受封的诸侯王，说那些诸侯王里面，有很多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如果我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推举那些品德高尚的同志接班，那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啊。当然了，最后他被固执的下属说服，很快立了太子。不过通过这颇有戏剧性的一幕，我们发现文帝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毫无心计的人，在立太子这个问题上，他开始时的激烈反应，其实是对自己同姓兄弟们的一种安抚和试探。

另一个故事，是著名的缇萦救父。缇萦是齐国太仓令淳于公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犯法，被带到首都长安来用刑，她随父进京，就给最高领导写了封情真意切的信，表示甘愿自己做官奴，代替父亲受刑。这封信，竟神奇地转到了文帝手里，结果引出了文帝下诏“除肉刑”，也就是废除直接戕害身体的刑罚条例。这是一个法外开恩的故事，司马迁却花了不少的篇幅加以描述。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很可能跟武帝时代肉刑已经恢复，司马迁自己又身受腐刑有关。也有人进一步推论，说司马迁之所以在《文帝本纪》里，花如此多的笔墨，描述汉文帝时代政治的宽松，是为了反衬他自己生活着的汉武帝时代的专制。

时间关系，《孝文本纪》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看《孝景本纪》。

关于《孝景本纪》，学术界一直以来就有很多的争论。褒贬之间，反差很大。说它写得好的，称赞它是《史记》十二本纪中写得最像本纪的；说它写得不好的，根据的是它的文风，说那根本不像是司马迁写的。

文风什么的其实比较虚，我们还是说点实的。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篇《孝景本纪》确实像部分研究者说的，在呈现编年体本纪的特征方面，十分突出，它是严格按照年月顺序来记录景帝时期的史实的。不过，跟《史记》十二本纪的其他篇章相比，它写得实在太简短了。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篇本纪，从头至尾，竟然完全没有讲过一个故事。司马迁的《史记》，除了十表和八书里的个别篇章，都讲故事；本纪里没有故事，那还能叫《史记》吗？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今本《景帝本纪》的内容，跟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地方为这篇本纪写的提要，明显不合。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中国早期的古书，和现在各位还比较容易看到的十六世纪以后的中国书，在体裁上的一个明显不同。

我们熟悉的书，无论古书新书，通常都有目录，目录通常都是放在全书正文的前面的，对吧。但是早期的中国古书，它们的篇章目录，不是放在正文开始的前面，而是放在正文结束的后面。那目录的里面，每一篇章名称之下，还带有简短的内容提要。这种带有提要的全书目录，一般还是跟作者的自序和传记合在一块儿，组成一个篇章的。这一著述样式，古书中遗存至今，最典型的，就是《史记》最后的那篇《太史公自序》。

在《太史公自序》里，有《史记》全书的提要目录，其中《孝景本纪》的提要，是这样写的：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这段提要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诸侯骄傲放纵，吴王为首作乱。京城里因此开了杀戒，最后参与叛乱的七个诸侯国都被拿下。就此天下和谐，非常地太平、殷实而富足。我们拿这段提要，跟今本《史记》的《孝景本纪》相对照，发现在《太史公自序》提要里，作为景帝一朝最重要历史事件的七国之乱，在《孝景本纪》里竟然只有短短的六十来个字；而提要后半段里写的“天下翕然，大安殷富”，《孝景本纪》里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描写。

   所以后来像写《太史公书亡篇考》的著名学者余嘉锡，就确信《孝景本纪》的原文，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孝景本纪》，大概是晋朝人依据遗存的汉朝文献编写的。

那么，《孝景本纪》的原文，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失传呢？这方面，有一则源自东汉时期的特殊传闻，可以参考。

说是《史记》的景帝本纪和武帝本纪两篇，曾经被汉武帝要去抽看，看了以后，汉武帝大怒，这两篇本纪因而遭到削除，也就是用刀把它们写在竹简上的文字都削掉了。武帝本纪被削除以后，变成了什么模样，我们下面会说。至于《孝景本纪》这篇为汉武帝的老爸立传的文字，到底写了什么，触及了已经当皇帝的儿子的敏感神经，令他大怒，则已经无法考证了。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孝武本纪》。

在这一讲开始时，我们就说了，《孝武本纪》根本就不是司马迁的原作，连篇名都不是。那现在《史记》里的这篇《孝武本纪》，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想不少听众朋友已经知道，这篇《孝武本纪》，是从《史记》八书的《封禅书》里抄出来，抄的是《封禅书》后半部分，文字完全一样，连太史公曰也一字不落抄过来了。这是司马迁自我抄袭吗？当然不是，而是原稿遗失或被删除后又由后人妄加的，当然加上去的时间，大概不会太晚。

为什么《孝武本纪》的原稿会遗失，或者竟要被删除呢？这就要讨论一下，这篇本纪，原本究竟写了什么。

我们也采用上面讨论《孝景本纪》时用过的方法，看看《太史公自序》里的相关提要，是如何介绍《孝武本纪》的。

《太史公自序》里写武帝本纪的提要，篇名还是原来的，叫《今上本纪》，具体说的是：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这段话开头的八个字“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是说咱们汉王朝前后已经有五个皇帝当朝，而最强盛的时代，要数武帝的建元年间。建元年间如何强盛呢？第一，“外攘夷狄”，那指的自然是攻打匈奴；第二，“内修法度”，这说的大概是崇尚儒家学术等政治措施；第三，“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这些都是礼仪制度上的具体举措。从字面上看，《今上本纪》写的内容，应该完全是歌功颂德，毫无“政治”问题啊。

但是且慢。清代女学者李晚芳，在她写的《读史管见》一书中，写过一段评论《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可以提供我们认识《今上本纪》的一个参照。《平准书》是《史记》的八书中，专门讨论经济制度源流的一个篇章。李晚芳对它的基本判断，是这是一篇“谤书”，也就是诽谤之作。为什么呢？她分析说：

    当时弊政甚多，将尽没之，则不足为信史；若直书之，又无以为君相地。太史于是以敏妙之笔，敷绚烂之辞，若吞若吐，运含讥冷，刺于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赏其绚烂，而不觉其含讥；赞其敏妙，而不觉其冷刺。

意思是汉代弊政甚多，司马迁如果都不写，《史记》就不足为信史了；但如果直书其事，那让皇帝、丞相的脸往哪儿搁。所以司马迁在写法上玩了一点花招：他用他的那支生花妙笔，铺写了一大篇非常绚烂的文辞，而吞吞吐吐之中，其实蕴含着冷刺骨髓的嘲讽。一般人看了，只是欣赏它的一片绚烂、无限高妙，而感觉不出其中到处隐含着的无情嘲讽和阴冷讥刺。

李晚芳说《平准书》的这类冷嘲热讽，我们想，在《今上本纪》的原稿里应该是更多吧。那样在汉武帝的时代，这篇《今上本纪》的文字，当然也必须跟《景帝本纪》一样，被从竹简上削掉了。

《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这三篇本纪的文本，在历史中浮沉起伏，命运各异，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史书，在书写当代历史时，难免遭遇的困境。专制帝王的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连接着政治，也就自然有必须说、可以说、可说可不说，和绝对不可以说的分别。而一个有主见的历史学家，即使在个人实践中突破了当时的限制，有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但当他的史书完成，在现实世界中自由或不自由地传播时，有一些他个人根本无法控制的东西，依旧会凭借特定的气候，像幽灵一样附着上来，用各种方式，曲解、篡改甚至消解掉他心爱作品的某些组成部分。所幸像《史记》这样风骨犹存的历史巨著，历经沧桑，依然活着，它们千疮百孔的躯体，成为检测后来读者的智商、学养和洞察力的绝好素材。

好，文帝、景帝和武帝三篇《本纪》就讲到这里。

到这一讲为止，我们已经把《史记》五体的第一体“本纪”，总共十二篇，都讲完了。下一周开始，我们要进入《史记》五体的第二体“表”，从《三代世表》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