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六国年表》：帝国统一的长时段前奏

上一讲我们讲了《十二诸侯年表》，今天我们讲《六国年表》，主题是：帝国统一的长时段前奏。

讲《六国年表》，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和上一讲我们讲《十二诸侯年表》一样，就是名不符实。

《十二诸侯年表》里，除了周王朝，实际有十三个诸侯。《六国年表》里，即使单单从表格上看，也不止六个，除了最上一栏的周朝，我们数一下，秦、魏、韩、赵、楚、燕、齐，有七个啊，这是为什么呢？

名为《六国年表》，实际至少记录了七国，原因和上一讲我们讲《十二诸侯年表》类似，是有一个国家，不算在篇名的“六国”之内，那就是秦国。为什么秦国可以不算呢？因为这篇《六国年表》，和我们讲过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一样，都是以“秦记”也就是秦朝当时的编年档案为基础编纂的。

细心的听众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我们上面提到《六国年表》实际记录的国家是七国，在七国的前面，加了“至少”二字，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六国年表》和前一篇的《十二诸侯年表》，在时间上是前后衔接的：《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77年，《六国年表》开始于周元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476年，两者在年份上是无缝对接的。不过有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不知您注意到没有，《十二诸侯年表》的最后一个竖的行列，除了陈国和曹国因为已经亡国而成空白，其他的周朝和十一个国家都还在，怎么到《六国年表》，除了周朝，这诸侯国就突然缩减为七个了呢？

这就要说到司马迁对于《六国年表》的精心设计了。

从历史时段看，《六国年表》上起周元王元年，下至秦二世三年，纵横谱写的，是公元前476年到公元前207年，这二百七十年间的历史。这段时间中的绝大部分，也就是听众朋友在名称上都很熟悉的战国时期。而说到战国，大家就很容易想起战国七雄，《六国年表》除了周王朝之外，横向的行，从上到下安排的，秦、魏、韩、赵、楚、燕、齐，就是那“七雄”。事实上无论是今天通行的战国时期的起始年代，还是战国七雄这一称呼，根据都是《史记》这篇《六国年表》。

不过，战国七雄虽然在《六国年表》里各占一行，但最开始的时候，它们的档次是不同的：实际和前边的《十二诸侯年表》完全相衔接的，只有四个，就是秦、楚、燕、齐；而余下的三个，魏、韩、赵，当时其实还都只是晋国三位大臣的领地，所以你看《六国年表》的第一栏里，七雄的称呼都是不一样的：最气派的是楚国，和周王朝一样，称王，叫楚惠王；其余的比较正常的，是称公，像秦厉共公、燕献公、齐平公都是。最低级的，只能称子，都出自晋国，就是魏献子、韩宣子和赵简子。

那么，魏、韩、赵三家的主人——晋国，在哪里呢？

在第三行的魏一栏里。我们翻到公元前475年那一纵列，在魏那一个格里，可以看到“晋定公卒”四个字，这个有关晋国的纪事，最特殊的地方，是形式上比其他的普通的魏国纪事要低一格排，意思是这些晋国的纪事，是附带着放在这里的。而之所以把晋国的纪事附在魏国一栏里，是因为晋国最后是在公元前376年被魏、韩、赵三家瓜分灭掉的，而魏在《六国年表》里，是三家里排次在最上一栏的，所以就把战国时期晋国的史实附录在了魏国一栏里。

这样的在一国的纪事中，低一格附录其他国家的史事，在《六国年表》里还有很多。像郑国就附在韩国一栏里，因为公元前375年韩灭了郑；宋国附在齐国一栏里，因为公元前286年，齐灭了宋；蔡国、鲁国、吴国、越国都附在楚国一栏里，因为公元前447年和前249年，楚分别灭了蔡和鲁，而吴国，是在公元前473年被越国灭了的。这些都可以在《六国年表》相应的栏格里找到记录。只有越国，在《六国年表》里有头无尾，不过我们通过《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可以知道它是在楚威王在位时（前339-前329年）被楚国打败的。

这些被附录在战国七雄里的大小国家中，最牛的是卫国；这个卫是保卫的卫，我们姑且叫它小卫国。这个小卫国的战国史，是低一格附记在另一个魏国栏里的。那个魏，是三国时代曹魏的魏，我们姑且称之为大魏国。小卫国怎么牛呢？直到大魏国都被秦灭了，这小卫国还在，你在《六国年表》里还就找不到“某灭卫”这三个字。而据《史记》的《卫康叔世家》记载，这个小卫国的最后一届领导——君角，在乱世中干了二十一年，直到秦二世上位后，才被废为庶人，也就是平民，这小卫国算才寿终正寝。

说到这里，我想您应该明白了，司马迁是用了一种怎样的设计，完美地让《六国年表》在史实上跟《十二诸侯年表》对接。被低一格附记的晋、郑、宋、蔡、鲁、吴、卫七国，加上到战国时期依然强盛的秦、楚、燕、齐四国，正好十一个，就是《十二诸侯年表》结束时剩余的诸侯数。

除了和《十二诸侯年表》对接，《六国年表》里写的最多的，是七国之间的血腥争斗；尤其是秦统一六国之前，六国和秦的较量。《六国年表》所记的这种较量，和《史记》的有关世家、列传相比，不是具象的，而是宏观的，其中隐含了一种世家、列传所罕见具有全局性的悲剧气氛。

时间关系，这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公元前241年的纪事。《六国年表》的这一年，只有秦、魏、楚三国的格子里有文字记载。秦国一格里记的，是“五国共击秦”；魏国一格里记的，有两句话，一句是“秦拔我朝歌”，另一句低一格，写的是：“卫从濮阳徙野王”；而楚国一格里记的，是“王东徙寿春，命曰郢”。三件事好像毫无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参看各国的前面几年的年表，再对照《史记》的其他相关篇章，可以发现这三国的这一年的纪事，其实密切关联，互为因果，并直接影响了以后的六国历史进程。

所谓“五国共击秦”，据《秦始皇本纪》，指的是这一年韩、赵、楚和大小两个魏（卫）国五国联合，共同进攻秦国的一次国际行动。又根据《春申君列传》，这次行动，就是战国诸侯为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而采取的“合纵”之举；“合纵”名义上的“纵长”，是楚国的考烈王，而实际的主帅，则是当时的楚国丞相、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

韩、魏、赵三个兄弟之国之所以会参加此次攻击秦国的行动，是因为它们在这之前都有被秦国侵占领土的屈辱记录。远的不说，单看《六国年表》里提到的，就有韩桓惠王二十九年（前244年），“秦拔我十三城”；魏景愍王元年（前242年），“秦拔我二十城”；赵孝成王二十年（前246年），“秦拔我晋阳”。这里的“拔”，就是夺取的意思。至于小卫国，当时是大魏国的附庸。只有楚国，以力量强盛而被推举担任“纵长”的国家，它参战的目的，是要跟秦国一争霸主的地位。

但是很遗憾，这次“五国共击秦”的行动，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六国年表》的公元前241年栏里，写在魏国和楚国格子中的那两件看似毫无联系的史事：一件是低一格记录的，小卫国从濮阳迁居到了野王；一件是楚国迁都寿春，并定名新首都叫郢。小卫国之所以迁居，据《秦始皇本纪》，是因为以濮阳为首都的卫国，在参与五国攻秦后，被秦反攻而破了国，所以不得不搬家。而楚国的首都，据《春申君列传》，之前是在一个叫陈的地方；这时候之所以迁都去寿春，据《楚世家》，也是由于本年度跟诸侯一起讨伐秦国，没成功，也只好搬家了。

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会说，既然本纪、世家和列传里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司马迁干嘛不干脆把相关的记录，都写进《六国年表》，那不是更好，读者看起来也更方便吗？

原因还是年表这一体裁的编纂方式。我们前面说过，《六国年表》是以“秦记”为基础编纂的。但事实上秦以外的六国的具体史料，有一些残篇断简到西汉前期还是存在的。比如我们上面引的《六国年表》的文字里，有不少都带个“我”字，像“秦拔我十三城”之类，这些应该就是那个国家自己的原始文献记录。这些包括“秦记”在内的原始文献记录，如果你有时间比对，可以发现有些甚至跟《史记》的其他篇章所记是有矛盾的。我们想，司马迁应该是为了保存这些难得的史料的原本样态，以利于后人的再研究，才在《六国年表》里这样吝啬他的笔墨。《六国年表》里留下了一些似乎不该有的空格，原因我想也在于此。

《六国年表》从公元前246年开始，横向的周王朝一栏消失了，周的位置并入了秦国；进一步地，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年表全体不再分横向的栏，只有逐年的纵向的格子，此后所记，都只有秦一国的史事。大家一看就明白，前者是秦灭两周，后者是秦统一六国。

那么，在《六国年表》里面，司马迁是如何看待秦国的这一系列大动作的呢？

这就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读读《六国年表》正文前的那篇序。这篇序，写得迂回曲折，在《史记》十表序中，是套路很深的一篇。

这篇序，是从“太史公读‘秦记’”写起的，开场白里一句“僭端见矣”的惊呼，意思是”僭越的端倪已经显现出来了”，瞬间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气氛，让人不得不跟随作者跨越千年，去回顾秦和各诸侯国犯上作乱的史实。

这史实足够混乱，其中的关键词，除了欲望、僭越、背叛，还有以强凌弱。这样的时代，多的是权谋，少的是信用，即使“置质剖符”，也不再能约束谁了。所谓“置质”，就是以人质做抵押；而“剖符”，是像竹子那样可以一剖为二，双方各持一半，作为信用凭证符号。

但司马迁对在混乱时代里脱颖而出的秦国，态度十分暧昧。他对于秦焚烧《诗》、《书》与六国的历史记录，是非常惋惜的，但也好像并未因此对秦恨之入骨。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六国年表》的秦始皇三十四年一栏里，对那场给中国文化带来深远影响的焚书事件，一个字都没有提。而在年表的序里，他既从不可知的神秘主义角度出发，说历史上成功者大都兴起于西北，又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意思是秦夺取天下主要靠暴力，但能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其政策，所以成就很大。如此不同寻常地为秦国以暴力手段一统天下辩护，肯定其合理性，不免令人惊讶。

司马迁为什么会对秦抱持这样一种的态度呢？

这中间不能说没有他作为一个汉朝人的局限。像序里面不经意间写的那句“汉之兴自蜀汉”，意思是汉朝是从巴蜀汉中兴起的，言下之意，因为汉跟秦一样都起于西北，所以成功了，就说明司马迁转弯抹角地为秦的成功，涂上一层宿命的色彩，其实很可能不过是想借此表达，他身处的汉王朝能够立国，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统性。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即使秦焚烧了几乎所有的官藏六国史料，让司马迁父子纂写《史记》变得异常艰难，司马迁却依然在《六国年表》序里对秦作出这样有所肯定的评价，是因为他是把秦放在更长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来考量的。在他看来，任何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和主体，都是历史学家最应该关注的；而秦的统一六国，是事实上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这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壮举，尽管这一壮举的背后，有太多的无耻、暴力和血腥。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讲《秦楚之际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