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文化篇-“天命”与古人的信

一．思维导图

二．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和古人之间最大的隔膜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理解古人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种隔膜或者说障碍，我以为是观念。观念，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时代普遍的相信什么，不信什么。阎布克老师在一本书的绪论里说：“今人不信不等于古人不信。”这话，我觉得对极了。观念不同，没有真交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一句绝对贬义的话；倒过来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同样也会是南辕北辙，不能达其意。撇开“君子”“小人”的道德分野暂且不提，“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从自己的观念、见识出发去猜度别人、认识未知，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般规则。观念是我们丈量世界、分辨对错、权衡利弊的尺子。观念不同，“看见”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了解古代，最难的一关其实是观念关。你要了解古人信什么，然后你才能理解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做出的选择。不然的话，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可以说的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实际上却是向壁虚构，与古代、古人毫无关系，说的越热闹，离真实越远。而现代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承认观念的时代差异性，并且力求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之中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行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现代历史学如何穿透观念的隔膜理解古人的故事，关键词有两个，一“文王受命”，二“西周的天命观”。

“文王受命”是商周之际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按照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文王当时还是臣属于商朝的一个西方小国的诸侯，称为“西伯”。西伯为人公正，诸侯有争端都找他来讲理。虞人和芮人打官司纠缠不清，于是就跑到周来。进入周界，却发现周人农夫耕田会谦让田界，普通人走在路上都会让长者先行。虞、芮之人还没有见到西伯，就已经感到了惭愧，相视而言，说：“我们争的，正是人家周人感到羞耻的。还去找西伯干嘛呢，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于是，他们就什么也不争，各回各家了。诸侯知道了这件事情，说：“看来西伯就是受命之君啊！”诗人都赞美西伯，在受命之年称王，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了虞、芮两地的纠纷。

以上就是《史记·周本纪》所记载的“文王受命”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文王得到天命，并且称王。按照文本，“文王受命”是诸侯的判断，而诸侯作此判断的原因是虞芮之人受到感化、不令而从的事实。文王受命，意味着文王得到了天的授权，有了取代商纣拥有天下的合法权力。当然，真正实现了商周革命，取商纣而代之的是文王的儿子武王。而文王则因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德行，被孔子认为是最高尚的人，“其可谓至徳也已矣！”

孔子并没有觉得“文王受命”有什么不妥。然而，在后世儒家越来越严格的君臣父子观念中，“文王受命”中的“称王”、改正朔等情节却构成了对文王至德的损害。唐代张守节是不愿意相信文王曾经称王的，他的理由有两条：第一，天无二日, 土无二王,怎么可能殷商还在，周就称王呢？第二，如果文王已经称王改正朔，那就是说周的功业已经成功了，武王后来怎么会说‘大功未成’，要完成父亲的遗志呢？！沿着同一思路走下去，北宋最讲究义理的史家欧阳修一连抛出四组证据，证明“西伯受命称王者妄说也！”欧阳修的结论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相关记载是不可靠的，必须抛弃。清朝的梁玉绳做学术史，历数了自东汉应劭以下对文王受命称王说的批驳，认为，自从欧阳修的论述出来，“而文王之事方昌白”，用句大白话说，文王的千古奇冤才得到了洗雪。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在这样的君臣大节上，“至德”的文王怎么可能犯错误？！殷商既在，文王就绝不会称王，即便是他已经得到了天命——天越是眷顾文王，文王就越是应该谨守为臣子的本分。这就是张守节、欧阳修的观念所规定的。而司马迁竟然记载文王受命称王，那就是给文王抹黑；让这样的文字继续遗毒后人，就是对文王的栽赃陷害。欧阳修等人对“文王受命称王”事件的解读，简直可以说是“文王本无事，后人自扰之”。

那么，文王究竟有没有称王呢？传世文献里白纸黑字写了的，欧阳修可以否认，说是写错了。可是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却有文王称王的铁证，比如这一条：“衣王田，至于帛，王隹田。”前面这个“衣王”就是“殷王”，后面这个“王”显然只能是文王本人。整句的意思是问，殷王打猎到了帛地，周王要不要跟他一起呢？我有点不厚道，看到这条材料就想，欧阳修会怎么看呢？欧阳修可是中国金石学的奠基人之一啊。那么你觉得欧阳修会怎么看呢？倘若这片甲骨摆在他面前，他会看见上面的字吗？倘若他看见上面的字，他会读出我们读出的内容吗？

关于文王受命称王这件事，东汉以下以至于清，人们纠结的是“称王”的部分。随着中国进入共和国时代，君臣关系解体，这种顾虑也彻底消亡了，再也没有人会在意“称王”是否有损文王清誉。这时候，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流行，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出现了，那就是认为“文王受命”是“装神弄鬼”“政治造势”。

 比如说：“文王在位五十年,附近的许多国家给他灭的灭了,降的降了,势力日大,成为西伯。他自己很有政治才能,又有一班辅佐，国势日隆。为了笼络人心, 他装神弄鬼,说是在占卜上承受了天命, 将来可以得天下。”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顾颉刚先生说的。时隔一甲子，2018年发表的一篇有关“文王受命”的文章在“摘要”里说：“所谓受命，是周人为了争取其他方国和部族的拥戴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正文之中，又有这样的说法：“本来所谓受天命不过是天命论宣传的一种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在古代王朝更替中，天命转移对新兴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而言，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说明。”

“装神弄鬼”、“政治造势运动”、“宣传”这些词语表明，说话人（顾颉刚先生、2018年文章的作者）认为，“文王受命”只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政治表演，表演的目的是要让其他人（方国、部族）相信（文王已获得天命），而表演者自己（以文王为代表的周人）却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必要的作假”。这样的叙述在现代读者这里是很容易获得共鸣的，因为关于“造势”、关于“宣传”中“包装”技巧、营销策略，我们也不知道看了、听了多少了。老实说，我自己关于宣传、造势的一点“田野经验”，都是看娱乐新闻得来的——这是一片最开放的社会学田野，因为这个行当的最大法则就是博眼球——“他们”要让“我们”看见。但是，在什么时候、何种情况之下，让“我们”看见什么，却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换言之，纵然本来有真的东西，而“他们”展示的方式和动机却永远都是虚伪的，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当然，如果大家都习惯了虚伪，那倒也无所谓了。就像我老家的市场上曾经流行注水鸡，白白嫩嫩，卖相颇好，大家都买惯了；后来有一阵严查，鸡不补水就出来见客，容色大减，销量也大减。但问题是，“文王受命”的时代是否存在以“装神弄鬼”进行“政治造势运动”和“宣传”的观念背景呢？

真的不存在。在“文王受命”的时代，的确存在着让现代人看上去觉得是“装神弄鬼”的行为，但是那些行为在当时人的心里却是与神明沟通、祈求超自然力量保佑的真诚的行为。文王不懂得什么是“政治造势”，也不懂什么是“宣传”，尽管他的行为在习惯了“造势”与“宣传”的现代人看来就是“造势”就是“宣传”。

“天命观”是西周留给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但是西周的“天命观”显然不是后世所误解的那个样子。我们综合各家的说法，西周的天命观大致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天命即统治的合法性，天命由至高的神“皇天上帝”（简称“天”）决定，天命又称“大命”“骏命”。第二，骏命不易，天命难谌，天是能动的，当旧的代理人违背了天意人心，天就会放弃他去寻找新的代理人。比如，商纣王迷信自己享有天命，耽于饮酒享乐，不善待他的人民（《尚书·酒诰》：在今后嗣王酣，身（同信）厥命，罔显于民）；却没想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天已经厌弃了他，天命正在离他而去。第三，天命系于统治者的德，修德可以致天命，失德者失天命。第四，“上帝给予君主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并不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于君主自己”，这个统治时间就是“历数”。上古的圣王尧对天为他选定的继承人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论语·尧曰》）意思是“舜，你要知道，天给你的历数多少，就看你的德行表现，所以你一定要诚信地执其中道而行之!倘若你使四海穷困，那么上天给你的福泽也就永远终止了。”

这种天命观是周人的伟大创造。它最伟大的地方是将“皇天上帝”塑造称一个公正无私的至上神。相比之下，殷商的至上神“上帝”或者说“帝”是商人私属的，商人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帝立子生商”（上帝立其子契为商的始祖），所以，上帝会永远保佑商王。而周人所创造的“皇天上帝”或者“天”却是公正无私，只保佑有德者，无论族属。周人的天命观来自这个西方小国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从现实中，他们看到了殷商由强变弱、本族以弱胜强的过程，从商代的典册记载和传说中，他们又了解了殷革夏命的历史（《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而所有这些知识，让他们感到的不是“我幸得之”的沾沾自喜，而是上天的公正，以及德行与天命之间的正关联，在每一次祭祀祖先的时候，周人都会吟诵《大雅·文王》之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对于周人来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殷革夏命、周革殷命这些“过去的历史”因为真实可信地证明了“天命靡常”的真理而显示其价值，“过去”价值永恒，昭示未来。周人是历史忠实的学生。在这种天命观的影响之下，周人虽得天下，却永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中充满戒惧的。

“文王受命”就发生在西周天命观形成的初期，商人的上帝正在向周人的上帝转化。作为商朝治下一个小邦的首领，文王尊奉商人的上帝和祖先，虔诚地向他们祈祷，卜问吉凶，同时他相信上帝是公平公正的，人的努力会得到上帝的回应。他为人公正，妥善处理本族与他族的各种纠纷矛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当时的人们相信，人间统治者的美德一定会得到神祇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表现为任何美好的物与事，也可以是人的行为，这就叫“格致天命”。而虞、芮来访受到感化的事例，则向诸侯证明文王确实是得到了神明眷顾的新的人间领袖。文王本人受到鼓舞，称王，更加信心十足地扩大周人的势力。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接近真实的“文王受命”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我们穿过观念的隔膜才能得到的。

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儿的信息，这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翻到的，一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同行所作的比较研究，拿什么跟什么比呢？《尚书》伪古文《泰誓》和《独立宣言》。好玩儿吧，其实还是挺严肃的。伪古文《泰誓》是汉人拟作的武王伐纣大会于孟津之时所作的战前动员，《独立宣言》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谋求独立之时宣示权利、与乔治三世国王决裂的文书。作者指出，《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Thomas Jefferson应当是读过并且借鉴了《泰誓》的，《独立宣言》的文章结构模拟了《泰誓》，其中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当你要打破一个存在已久的政治关系时，就必须借助更高尚的秩序，在《独立宣言》中，这就是天赋人权，在《泰誓》中，这就是天命。当然，作者也指出，《泰誓》跟《独立宣言》比还是有差距的，《独立宣言》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而《泰誓》只是要推翻商纣王。但是，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周人的天命观，恐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周人没那么狭隘。

好像又写长了。干脆再啰嗦两句。古代遗留下来的文本无一例外都烙印那个时代的观念印记，所以我反对笼统不加区分地谈国学，尤其是对小孩子。2017年7月我参加某节目录制的时候，在现场明确反对把《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称为“国学启蒙经典”，因为这些书只是“当时的”儿童开蒙读物，在识字功能以外，它们所传递的是那个时代的知识、观念。而现在的孩子应当有属于我们的启蒙读物。像这样的发言，我说的时候就知道播出时是一定会剪掉的，但是，哪怕只有现场的朋友听见了，现场哪怕只有一个人听进去了，我也就没有白说。我的导师祝先生说“人家给你讲台，为什么不去讲呢？”给我讲台，我就会上去讲，但是我讲的，一定是我相信的，我理解的。谢谢大家。

参考论文：
徐刚：以殷周之际天命观释读《尚书》，《语言学论丛》第25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
李桂民：周原庙祭甲骨与“文王受命”公案，《历史研究》2013年2期。
Schneewind, Sarah， “Thomas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King Wu's First Great Pronouncemen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012, Vol.19(1), pp.75-91. (非必读，英文好又闲的朋友随意)

三、名词解释

虞：虞（朝代名）一般指虞朝。虞朝（约前36世纪初——约前21世纪初），又称黄帝王朝、虞舜王朝，是夏朝之前的一个新兴王朝，与唐尧建立的唐朝，并称唐虞。舜之先封于虞，位于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

“虞朝”即史书上说的“虞舜”，指的就是舜帝姚重华。姚重华字为有虞氏，氏族公社的一个部落。传说舜的眼睛是双瞳仁，故为“重”，“华”字可能为华夏族的华族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