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成都08

八

作品发表的概率并没有因我的努力而逐日上升，相反，一篇篇稿子寄出去要么石沉大海，要么是几封委婉的退稿信。我迷惑不解，把所有的稿件从抽屉里拿出来一一阅读，细细思量，从文字语言、结构布局到情节安排、人物塑造。显然，靠我目前仅有的一点写作经验，我是无法弄清楚的。我觉得我太需要一位老师了，一位文字功底深厚的资深老师。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晓莉。这时候她正在客厅里堆放家用电器的一角打扫卫生。她放下手中的抹布，从下蹲的姿势撑起来，跟我一同来到书房。我把大量的退稿信读给她听。她默默地倾听着。我知道她又在想主意了。从对付生活这个角度来说，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技巧。生活是需要细心经营，而经营是讲究技巧的。常常是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她会突然说一句“有了”，同时露出惊喜的神情。我就知道问题解决了。这一次晓莉却沉默了很久，紧皱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后来她只是站起来对我说，你先看书吧，我想想。

接下来的两天里晓莉就常常不在家。待我工作之余开门散步或喝水的时候，屋前屋后都找不到她的影子。回来后我问她去哪儿了，她也就淡淡地一笑，等事情办妥了再告诉你吧。她说。我只好不问了。

第三天的下午，我正在书房里读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集，离家不远处的公用电话亭突然喊我接电话。我匆匆跑过去，听出是晓莉的声音。她在那头大呼小叫。

“是余来吧？快，把你的稿子都带上，到川大这边来。我等你，要快啊——”

“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

“哎呀，来不及了，见面后再慢慢说。照我的话去做。”

“好吧。”

就在我快要挂机的时候，她又嚷了一句，

“等一下。”她高声道，“把那件黑西装换上，要打领带啊。弄整洁些，啊——另外，打出租来吧。”

我好像明白她要我去见什么人，而且时间紧迫，赶紧折回去换衣服拿手稿。几分钟之后，我就坐上了一辆红色夏利。

原来这两天她跑遍了成都所有的家教市场，针对我的实际情况，看看是否有适合我的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下午她终于打听到四川大学的一位退休老教授招收短期创作班，限额15名。她提前给我报了名，但教授要和学生对话，还要看作品，于是就急着把我唤去了。

走在四川大学绿化整齐的阔大的校园里，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学生时代。教堂式的褪色的青灰钟楼，一幢幢鳞次节比的教学大厦，精心修剪的草坪和三三两两的莘莘学子，无不带有强烈的学院气氛。我是喜欢这种气氛的。遥想半年多以前，自己在青黄枯灯之下的熬夜，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跨进大学校门，溶入到这种氛围里么，没想到今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将在这所有名的学府里做短暂的停留，也算是了却多年的虚荣心。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走进了老教授的家。简陋的客厅稀稀落落坐了几个人，都是年纪轻轻的。这几年文学冷落了许多，庞大的爱好者队伍也缩小了不少。老教授身材高大，典型的北方人体格，银灰色的头发从额际一直梳到脑后，与想象中的清瘦单薄的老先生相去甚远。老教授姓苏，我们称他苏教授。后来才知道他已七十高龄，是四十年代留英文学硕士，归国后陆续出版过几册专著，都是论美学和文学的，后来我们有幸读到。

苏教授挑选了几篇我的散文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也没作任何评价，让我从下周一开始来听课，地点在对面一所老房子的底楼。我和晓莉欣喜若狂。

其实苏教授的招生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名额根本就没满。最终坐在课堂里的只有九个人。据说有二十多人报名，却被他划去了大多数。也不知什么原因，大概在他的眼里，被划去的根本就没有文学天赋，算是走错路了。

在以后一个多月时间里，无论周末、节假日，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我都准时坐在苏教授的教室里，谦虚、认真地作一名小学生。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我从不迟到早退。即使有一次感冒了，打着喷嚏、鼻孔里不停地吸着清鼻涕，我也坚持没有离开。事实证明我的学习态度和韧性是正确的，苏教授的讲授连贯性极强，略微开小差，就有接不上的感觉。因此，聚精会神是每堂课所必不可少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多月的的时间是如此重要，它给了我许多基本的而我很多年都没弄明白的知识和道理。从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古典四大名著的分析，到西方哲学、美学、现代小说的种种理解，涉及面广而不泛泛，精髓而又点到为止。更为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几种自学的方法，知道怎么样从边缘艺术和科学里去吸取文学所需的东西。

苏教授讲课绝不看教案，教案只是摆在他面前的蜡果，形同虚设。他喜欢引经据典，所有理论性的枯燥的概念都溶入到某篇具体的作品中。他是从作品出发来得出结论的。因此，作为学生，听他的课也很难作好完整的笔记。而他恰恰是不主张做笔记的。他的观点是，推开笔记簿，全神贯注跟着他的思路走，能吸收多少算多少。这跟我们中学时代的教育模式不一样。起初大家还不太习惯，后来就自然了，觉得不作笔记反而更好，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领悟讲授的内容。每堂课下来，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的确感悟了许多东西。

从我的感觉来说，我认为他不是教师，倒象一位禅师。因为他的教育方式跟古代那些宗教大师颇为相似，靠的是点拨，而不是灌输。他是在启发你，给你指点迷津，让你去思索，去琢磨、寻味，去悟，这无意中教会了我们运用大脑的能力。一件事或一篇文章摆在面前，我们该如何入手呢？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也是我为什么再三感激他的原因。有的人学一种技能就能对付一世，有的人学一世的技能却只能对付一时。苏教授是那种教会我运用一种技能去对付一世的老师，我没有理由不终生感激他。多年以后他去香港讲学的途中不幸去世，那时我在北京，没能赶去，记得那晚我抱着枕头伤心地痛哭了一场。

我的拜师学艺明显取得了收益，稿件一篇篇登载了。与此同时，我与苏教授的距离比其他同学更近了些。他是那种典型的求才若渴的人，谁的进步大就喜欢谁，照顾不了别人的面子，当面批评甚至呵斥的事时有发生。私下里同学们都有些怕他，特别是讲评大家习作的时候，如果发现了简单的错误就要大加指责，甚至大发雷霆。当然，大多数时候他是耐心而和蔼的，象天下有良心的灵魂工程师一样，他会给你仔细地讲解，举一反三，直到你点头为止。

有一次他把我找了去。那时候我发表了许多青春题材的短文，虚构了一个个美丽哀伤的动人故事，在同学们中已小有名气，心里有些洋洋自得。苏教授把我叫去了，给我谈了很多做人方面的话。事隔多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情景了，但有两句话却击中了我，至今想起来也刻骨铭心。

“要想做文成功，首先得做人成功。”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要想文章修炼得好，就得到人群里去修炼。”

这是针对我年龄小，怕我陷在书卷里，得不到生活的锤炼，让我大胆地走入人群、溶入人群、思索人群，做到写作生活化。

我想，即使有一天我不再从事创作了，做人和阅人对我一样重要。他是告诉我作为人一辈子的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后辈们的良苦用心。
我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不再是那副悲壮的苦行僧模样。写作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我充分体味到这句话里蕴涵的乐趣。

每天，我能够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和晓莉、济济呆在一起。这不是说我在体验生活，生活原本是不需要体验的。我们一起逛街、散步、弄晚餐，一起说笑、讲故事甚至追追打打。我感到生活是如此的丰富自足。偶尔我们会选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的周末去附近的郊县玩一玩，彭县的银厂沟、龙泉驿的龙泉湖、新都宝光寺、双流棠湖公园……，每一块土地都留下了我们闲适的足迹。我们走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山川里，或者古代的骚人墨客吟诗作画的地方，用都市人才有的好奇和心态观赏着、评价着，一副身临其境而又超然物外的姿态。

现在我的夜间工作已经从计划里去掉了。白日里的写作速度足已让我心力疲惫。晚饭过后，我们带着济济去府南河沿江走走。这条经过整治焕然一新的成都唯一的河流，虽说没有广告上所说的有如东方的塞纳河之美，也算得上明净清澈。成都人是懂得环保的。薄暮时分，华灯初上，有着旧上海滩风味的高架路灯被次第点亮，微弱的光芒照射着河面，河水波光鳞鳞。我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秦淮河了，只可惜这里没有画舫和桨声，不然，现代都市里又该增添一丝古典的情调来。奔波了一天的人们在河堤上漫步，偌大的草坪被石板路分成小块，路人在道旁闲坐，石凳石椅上却是相拥相偎的年轻人。兜售各种小物件的小贩斜挎挎包，行走在拥挤或稀疏的人群里高声叫卖。在我眼里，只有这十里长堤上走着的人们才会露出悠闲和平静的神色。在这九百多万人口的城市里呆得久了，看惯了行色匆匆的人们，大街上、电梯口、出租车、写字楼，即使在有着淡淡灯光的酒吧或茶坊里。这座城市太需要安宁和雅致了。

越过武候桥，在往一环路方向返回的时候，意外地遇见了好久未见的赵长坤老俩口。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他们站在一只路灯下。赵伯伯已扔了拐棍，由罗婆婆搀扶着。罗婆婆一只手指向对岸，在给老伴说着什么。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两人吓了一跳。

“哎呀，是小余呀。好久不见，还以为你回老家了。” 罗婆婆的话中含有几分惊喜。

“来，坐下来，我们好好聊聊。”赵伯伯拉着我的手在就近的一张石凳上坐下。

我把居住在武候花园、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简明扼要的作了叙述。赵伯伯不住地点头。

“好，很好嘛，有出息了。当初我就对你罗婆婆说，这孩子不能老呆在我们这儿，得出去找机会。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就出息了。”

接着他又问我为什么不在太安公司呆。我犹豫了一下撒了个慌，说自己不适合做那份工作，没有写作来得这样得心应手。他表示理解。

罗婆婆注意到与我同行的晓莉和济济，凑近我耳边低声问是什么人。我想也没想就说是我女朋友。罗婆婆诧异了，那小女孩呢？我说是她女儿。老人家愣了一下就明白了，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也没说什么，只是讪讪地笑笑。我把晓莉和济济叫过来，把她们介绍给老俩口。济济甜甜的嘴巴逗得罗婆婆高兴起来。我指着赵伯伯说这是我的大恩人，是他把书店给我，我才有机会来成都的。赵伯伯却客气地说，哪里？你才是恩人，你照顾我嘛，不计报酬的。我这时突然想起了赵志远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有记起他了。现在我才感到这名字和眼前四个人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早该相识的。然而迄今为止，他们相互都没有想到，对方和这个名字会联系起来。济济跑到栏杆处去看河水，晓莉跟着去了。我趁此机会打听赵志远的消息。

“你说志远吗？” 赵伯伯一脸失望地说，“我们也不知道。上个月从北京打来电话，简单地问了几句就挂了，也不知道他最近忙什么。哎！人大了，我们也管不了呐。”

“做父母有什么想头啊，苦一辈子把儿女拉扯大，走了，一年到头也很少来电话。” 罗婆婆在一旁摇着头说。

我没有言语，我不敢想象告诉他们春节过后在成都见到赵志远的消息后，他们会怎样睁大眼睛一副不愿相信的模样。我更不敢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在北京和成都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经受不住这种打击的。在他们眼中，这唯一的儿子是旅美大学生，父母的荣耀。我只能为两位孤单的老人默默祝福，愿他们的晚年健康快乐。

我也没有告诉晓莉刚才见到的两个人就是赵志远的父母。我不想提到他的名字，特别在她的面前。现在想起来，我仍然无法确认对赵志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感激还是仇恨，或者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

我生活如秋天的湖水一般无波无痕。我开始尝试着写一部中篇。与此同时，我没有忘记对济济这个小家伙的培养。这是一个灵气十足的小女孩。用我的话来说，敏锐的观察力是她目前身上最大的优点，也是将来成功的重要条件。我不知道在他眼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绝不会是父亲，顶多是位叔叔，朋友式的叔叔。除了我们在一起嬉闹玩耍之外，我不只一次地发现她用一种早熟的目光打量我，也许心里存在着某种疑问，他跟妈妈是怎样的关系呢？我当然有理由认为她不会明白，她实在太小了，但是这种朦胧的感觉是否会影响她心灵的成长。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晓莉。晓莉不以为然。

“不会吧。她那么小，哪有那么多想法？”

“我发现她特别爱看香港言情剧呢。”我说。晓莉用手一推我的肩膀。“你多虑了，去息着吧。”

但我还是不死心。我曾偷偷问济济。那次我应她的要求，给他买了一本新近出版的卡通画。我认为此时的她是最不会掩藏的。

“喊我。”我笑嘻嘻地对她说。

“余叔叔。”

“不，不要这样喊，换一种称呼。”我提醒她。

“不对吗？是叫余叔叔嘛。”她噘起嘴巴。

“想一想，除了叫叔叔，还应该叫什么。”我用手指着太阳穴，给她以启发。

小家伙果然作凝思状。

“想好了吗？叫什么？”

她突然诡秘地笑了。两只大眼睛不好意思地望着我，双手埋在膝间，忸忸怩怩的。

“你笑什么？说呀。”

“不知道。”她声音变低了。

“你撒谎。”我指着她说，“你不乖，你撒谎。”

“没有没有没有。”她甩着脑袋从沙发上跳下地，挥动着双手跑掉了。

我心中升起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和以往发表了作品时的欢欣有所不同。这种感觉很难说清。多年以后，当我成为真正意义上了父亲，我才明白当时鼓荡在胸中的是父性的温情，喜为人父的那份无以言表的自豪。

我不定期地给济济朗诵唐诗，让她记住，以后有空的时候就背给我听。当我确信她对古诗的兴趣已经被我培养起来后，我就试着教她写字、做算术题。我尽量作到不让她对学习产生厌恶。还没跨进校门的孩子，过早地体味到读书带来的苦燥乏味，这对她以后的成长是不利的。当然，这些做法都是从儿童教育方面的著作里看到的，我没有做一个爸爸的经验，不过，我是可以试着去做一个爸爸的。

我的这些做法也赢得了晓莉的赞同。我发现，对于后代教育这方面来说，她的兴趣和能力远逊色于我。她是那种只知道和孩子玩耍、逗乐的母亲，一提到如何管教孩子、培养孩子，她就一脸茫然束手无策了。因此，教育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久而久之，晓莉索性不过问了。

我无论怎样指责济济，在她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都尽量做到不使用愤怒和呵斥的语言。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固然是重要的，但我不想因此而失去她对我朋友般的友好。我是和蔼而通情达理的，给她讲道理比一味地怒骂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