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红楼梦》：摆脱历史的外在现象

一周优秀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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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金句 

第68集 说不完的《红楼梦》：摆脱历史的外在现象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花了几次的时间，讲了昆曲的起承转合。我要概括几句，就是昆曲头头尾尾，大概撑了二百三十年的时间，或者如果把延续的时间加在一起，我们说三个世纪吧，它曾经非常光辉、非常美丽、非常了不得。出现过从魏良辅到汤显祖这样的人物，但是后来终于还是败亡了。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写过：不要因为老太太曾经的美丽，就说她必然长寿。那不能这样，这是两件事情。

最辉煌的演剧活动 

昆曲在终于结束了它的生命之后，它当然可以作为一个活体博物馆，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为我们对文化的记忆。譬如，我亲自参加过的白先勇先生所作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就是这个典范，能够让我们想起遥远年代的一种美丽。这个美丽，能让我们温习中国文化史当中的一脉温馨，这个很好。

但是，要在今天的时代完全恢复昆曲，那是不可能了。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在清代已经很难再恢复昆曲的声势了，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艺术样式，它已经拖得太久，如果和元杂剧轰然倒地的英雄形象相比，它已经在物质财富和官场财富的滋养下，平庸的拖得太久太久，所以这是昆曲的一个悲剧，我们应该了解到这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人类戏剧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现象。就是一个儒道森严的国家的老百姓，居然在两百多年的时间之内，大江南北都在痴迷着一种演唱，都在观看着一种演出，这个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了不得。 

所以，我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昆曲的传播上做了那么多的文章。在二十几年以前，台湾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给我发出邀请，因为他看了我的一本《中国戏剧史》，他希望我到台湾参加一个昆曲的研讨会，那都是世界各国来的人。

当时没有大陆学者到过台湾，我去是属于第一批，严格讲起来是第一个，所以两方面都戒备森严。我在香港待了好几天，不断地被两方面盘查。我们这方面还可以，在台湾方面特别严格，去了以后也有很多人跟着我。

尽管政治森严，我讲的是昆曲。台湾对昆曲不是很熟悉，他们流行的是歌仔戏。有一些从大陆过去的军人，带了一些京剧过去，但是对于昆曲的了解不多。那么，我相信我在讲述昆曲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种演剧现象的时候，真正能够同意我的，只有白先勇先生一个人。

然后，我根据这次演讲，编成了一个完整的稿本到处讲，在国内讲、在国外讲，甚至北京出版社出的一本有关昆曲的研究文集，把我这个演讲文稿作为他们的序言，这个影响实在是不小。最后的结果就是，昆曲终于被列入了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地位很高，这一点我非常非常高兴。

后来，由于昆曲是在苏州的昆山出现的，所以决定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举行。又由于我的论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世界遗产大会叫我写纪念碑文，我写了有关昆曲和有关遗产的碑文送过去，他们就刻在那儿了。

而且我要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做一个发言，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昆曲一样，我会向世界各国的朋友讲述，昆曲为什么有资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对中国文化的改变何在，它如何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的美丽。

我讲稿都准备好了，但没想到遇到了一个小小的、很肮脏的谣言。我当时一直受到各种各样谣言的包围，有一个谣言说：我是不是在讲昆曲的时候，抄了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的有关洪生平的一段话，其实这完全是乱讲了。

但是没想到北京的一个人就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把余秋雨先生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你们知道，网上的风潮就会显得更大，网上风潮一来，联合国的官员和世界各国的朋友就不知道会场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保护着我离开了会场，结果我没有做这个演讲。

当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复旦的章培恒先生马上发文章，说余秋雨在哪里抄袭了我？根本没有，然后急着去问那个写文章的人，说我们从照片上看余秋雨先生完全没有抄的痕迹。那个人笑眯眯地说，我有点想当然。

你看，想当然的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事件，居然让我无法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发表有关昆曲的演讲，这说起来真是有点遗憾了。所以这两天我在喜马拉雅的网站上，多讲一点来弥补这个遗憾，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结论：

昆曲确实是人类研究史上最辉煌的一种演剧活动。按照文化人类学的标准，它一定应该放在首位、放在最前面。它的演剧状态和观赏状态超过了古希腊悲剧，也超过了印度的梵剧，也超过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热闹程度。所以，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世界形象或者说世界身份的一个重要的证明。

摆脱历史的外在现象 

我会认真地讲一讲《红楼梦》，它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其他的一些作品，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在美学里边所说的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这话有点复杂，就是说艺术要摆脱的是历史的外在现象，而且这个外在现象，总是个别的，不是共通的，所以它连在一起叫“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这是一个坏的词汇，如果陷进去了，不是个好东西。

我们现在看戏的时候，看书的时候老讲历史真实，其实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外在现象。讲历史真实那是个别定性，文化讲究的是共同人性，这是不一样的。

好了，排列是这样的。我的排列第一名是《红楼梦》，第二名是《西游记》，第三名是《水浒传》，第四名是《三国演义》，第五名是《聊斋志异》，第六名是《儒林外史》。

所以，红楼梦完全摆脱了它（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直接寻找着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这使它进入了世界佳品的行列。它不再黏着于历史，但是也不是紧靠着一般的理念。

它辩证地说明，美特别是人性美，它的存在状态会遇到多少困难，又会遇到多少美丽，它的幻灭过程将是如何的凄楚，在凄楚的过程当中还保留着美丽，这实在是一种无法比拟的天才之作。

遗憾的是，我们后人研究《红楼梦》，老是在它摆脱的层面上走来走去，也就是老是在历史层面、写实层面上转来转去。这个完全搞错了，我后面还会讲到。那么我先讲讲别的小说。

《西游记》排第二，因为它本质上是个寓言，它的师徒组合、漫漫长途、妖魔鬼怪，全部都是象征性的存在。寓言，这很重要，这是人类和文学的起点和终点。我曾经在《艺术创造论》这本书里边讲过，就是如果抽离了寓言，大多数现代派文学就很难读的下来，所以《西游记》带有某种现代性。

我们说，师傅有几个徒弟，徒弟当中有不同的类型，这其实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写法，都是象征的写法，每个人都象征着一群人，象征着一种哲学，象征着一种生活态度。孙悟空是一种，猪八戒是一种，沙僧又是一种。

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麻烦和困难又是大同小异，他们总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既明确又不明确，这就是个寓言。所以西游记我排在第二，就是因为它成了寓言。

你看，我前面讲到《红楼梦》，它是写了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它的凄楚和美丽。而西游记是以寓言的方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西游记》遇到最大的矛盾是公式化和概念化。

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动太多的脑筋，当寓言结构一建立，后来遇到的每一个妖魔鬼怪，每一个困难都大同小异，制服它的方法变化也不是很大，在平面上走。这个在寓言的层次上是满足了，在文学层次上就是弱项。

那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要比《三国演义》好。因为《水浒传》写了人的命运，把人的性格当做主干去描写。

你看，宋江回去看父亲，李逵回去看母亲，武松有哥哥，林冲有妻子，这些变成了情节核心，这在《三国演义》里面就不是，《三国演义》里边就没有那么复杂的家伦理关系。《三国演义》也写到了人，但目的是写事，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也是脸谱化的。所以相比较而言，《三国演义》就不如《水浒传》。

《水浒传》也有很大的麻烦。它的麻烦就是，当那些好汉一上山以后，就没有故事了。这是思想局限，也是艺术局限。对于这个，大家可以做个游戏，我每次在看《水浒传》的时候，总是很遗憾，就是当好汉们聚集到山上，大家就没事可干了。

大家可以设想，按照我们现在的艺术功力，能不能给他设想一个更辉煌的结尾呢？一定可以有的。不一定根据历史事实来。我曾经设想过的是一个宗教式的结尾，主角是一个手已经没有了的武松，这个慢慢再说。

今天就到这，下一次我要认真地说一说《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