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戒》2 | 张业松:为什么小和尚的恋爱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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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金句


课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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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受戒》是一篇奇异的作品,读来很多地方都给人惊异之感。首先,它写于1980年8月,那是整个中国社会刚刚从文革的浩劫中走出来,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还相当贫乏的年代。受制于贫乏的约束,人们对丰富性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所以这篇作品给人的第一个鲜明的印象,可能就是扑面而来的让人感到陌生而奇异的丰富的细节,比如,作品在介绍主角的时候说: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


这一段关于和尚和和尚庙的知识,对于经历过“破四旧”的社会来说,就是“陌生的知识”,而整个作品故事背景的设定基于这种陌生的知识,无疑会引起读者的惊奇,也给作品的叙事空间带来了很大的张力。事实上,作品在“受戒”的题目和情节框架下,讲述的是小和尚的恋爱,角色与情节的冲突,更是令人惊奇。


那么《受戒》讲的是什么故事呢?它说的是一个叫明海的小和尚,出家以后,与庙旁边的一家人家建立很密切的生活联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与这家人家年纪相当的小女儿——小英子,两小无猜,共同劳作、游戏、生活和成长,相互之间也产生了很亲密的情愫,直到明海要正式受戒的那一天,小英子主动向他表白,问:“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明海在被追问的情急之下,先是小声说了,被喝止后又大声答“要”,于是成就了一个小和尚的恋爱。


2

这篇作品如今已成为当代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经典,其经典性来自多个层面,既有写作技巧上的,也有思想感情上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作者对于美、人性、健康的生活、诗意,以及什么才是人应该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境界的想象和表达。在这个境界中,各种人间的人为的界限、禁忌和约束,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反人性乃至丑陋的。可以说,在这里体现了汪曾祺的一种根本看法:顺其自然的生活才是最理想的生活。


由此在叙事技巧上,他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所谓的“无技巧性”。所谓“无技巧性”,当然不是真的无技巧,而是能写得“随事曲折,若无结构”,看起来像没有技巧,仿佛真像他在《自报家门》中所说的那样:“结构的原则是:随便。”随便不是真的随随便便,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牵着走,而是“随事”之便,由其曲折,在描摹刻画事情本身的发展逻辑的过程中,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同时也把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实现了。


“小和尚的恋爱”,犯戒律吧?有纪律和爱情的冲突吧?会引起神界与俗界的矛盾吧?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吧?……如此这般,连串的悬念有待解决,作品究竟会朝哪个方向走,呈现为什么样的风格,不仅对读者是很大的吸引,其实首先对作者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汪曾祺最终是以“随事曲折”若无技巧的技巧,把这个主题下所可能埋藏的雷区,若无其事地一一拆除了,最后做成的阅读效果,竟然是此情此景之下,小和尚本来就是应该好好恋爱的,倘若明海和小英子的恋爱没有好的结果,我们不答应!


如此一来,所谓“受戒”,明的情节线上确实是像小英子所说的那样,小和尚“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的本来意义上的“受戒”,暗地里,或者说与此进程相伴随,另一条更重要的线索,是少年人在饱满丰富的人间生活——神俗混溶、万物和谐的生活境界中,情感和理智均衡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就是恋爱。明海很幸运,在与小英子两小无猜的共同成长中,收获了人生的密戒——即爱的给予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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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篇作品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无时间性”,好像卓然超拔于任何特定的时代之外,自成一体,所以尽管也发表于1980年代初,却似乎从未被“联系时代”加以讨论。洪子诚先生的文学史中也说:“在自称或被称的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8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很多的‘潮流之外’的作家之一。”


但照我看来,汪曾祺在艺术表达上的独特性固然突出,但在作品的实质内涵和诉求上,却也不能说外在于“时代文学”。它固然没有“展览伤痕”,但谁也不能说,在文本表层的宁静恬美、丰富自在之下,没有一颗因为现实的单调贫乏和恶行恶状而深感受伤的心。


某种程度上,作品对庙事、农事、艺事和各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奇技淫巧的极尽详尽之能事的描摹刻画,也是对他自己的“想象的匮乏”的补偿,好比一个过于饥饿的人的饕餮一样。作品中这样的细节太多了,只举一个明海被初恋击中的例子:


“扌歪”荸荠,这是小英子最爱干的生活。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对这种少年的爱情刻画,一定出于作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与此同时,更是出自作者对何谓美好青春的想象和执念。作品结尾写着:“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梦”是现实的镜子,如果现实太沉重,它照出的就是轻盈的翅膀和飞翔的响望。作品围绕一个小和尚的初恋,铺展一种“时间之外”的生活,从主人公身份、故事情节、人物言行到故事背景、风土人情乃至遣词造句等,果然无不令人有恍若梦寐之感,尤其是相对于刚刚从“革命时间”中走出来的阅读环境而言。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梦呢?从标注的写作日期往前推,四十三年前的8月12日,正是“七七事变”后一个月、“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的前夜。这个时间点未免太富于典型和象征意义,以及过于意味深长、涵义丰富了。它不可能是可有可无、例行公事式的顺手交待,而必须被视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艺作品的这个部分有个专用名称叫做落款,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中,落款是一门学问。汪曾祺深通书画,显然也把落款的学问带进小说中来了。《受戒》的落款中隐藏着解读作品的关键信息,提示着作品的创作情境及意图等,如果充分解读了它,其实也就无需乎作者在作品之外自我阐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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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汪曾祺还是有许多关于自我的阐发的。关于《受戒》,汪曾祺曾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又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还说:“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我在大体上有了一个设想之后,曾和个别同志谈过。‘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呢?’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还说:“这两年重提美育,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医治民族的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


这些常常被引用的“夫子自道”,道出的正是汪曾祺对于理想生活的全部热望。 总之,对于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来说,梦一样的生活,停留在了四十三年前的“八一三”的前夜,也就是江浙地区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的前夜。这个时间点之后,所有的一切不再可能,这是何等的伤痛。为了安抚和疗救这样的伤痛发愤而作,这样的文学,正是疗救社会的伤痛和贫乏,丰富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的最好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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