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为以后标好了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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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年事已高的星云大师被查出癌症。一位医生问他:“您怕不怕死?”星云大师想,回答不怕死吧,不够诚恳;回答怕死吧,对方可能因此看不起出家人。于是他回答:“死不害怕,但是怕疼。”医生听后大笑。


选择有时真是不易。我们也曾经没有过太多的选择,比如在几十年前,如果你出生在农村,你就只能拿到农村户口,要到城里来那可不容易;比如你是个女孩,父母很有可能要求你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比如大学毕业之后,你去哪个机构是学校分配的,一干就是一辈子;到了工作岗位,你住的房屋是单位分配的,还分男不分女......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个人的选择实在有限。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最大的红利是思想的解放和个人选择权的释放。


选择总是伴随着相应的结果。要为结果负责,其实并不总是轻松的。在人生的各个场景中选择坚持还是放弃,这的确是个问题。埃隆·马斯克曾经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他要么把钱都投入SpaceX,要么都投入特斯拉,以增加它们的生存机会。如果把钱劈开各投一部分,则两家公司都有可能倒闭。 


在2008年的圣诞节临近的时候,两家公司都没钱了。他彻夜难眠,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所做的对别人究竟有没有用啊?”因为这正是一家公司存在的根本的意义。他相信电动汽车是人们出行的必然选择,自动驾驶正在成为现实。他也相信人类值得花1%的努力建立太空城市,以便在地球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留条后路。自从创业以来,马斯克将他的想法转变为产品,并且作为首席批评者不断地用最挑剔的眼光审视它们。审视,改善,再审视,再改善,永不停止。 这就是他的偏执。无法入眠的他决定哪个公司都不放弃。他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风险,证明你的创意还不够。人生中要有激动人心的事,这样在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可以说,我很高兴我还活着。”幸运的是就在圣诞节前夜,他拿到了融资。


有些选择要比是否关闭一个企业艰难得多。我采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时候,她回忆起“9·11”当天的情形,冷静克制的声音里还能够听出紧张。那一天小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州访问一所小学,赖斯和副总统切尼在华盛顿。他们得知已经有飞机撞击了纽约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但他们不知道还有多少飞机可能已经被劫持,也不知道他们瞄准了哪些城市和目标。 他们必须作出决定,是否命令空军击落任何做出不恰当回应的飞机,甚至以牺牲飞机上乘客的生命来换取地面上更多人的生命!当赖斯在指挥室里看到美联航93航班坠落的消息,机上无人生还的时候,她一度认为它是被击落的。后来才得知机上的乘客知道了世贸大楼遭遇的恐怖袭击,决定与劫匪展开英勇的搏斗,最终导致飞机失控而坠毁。赖斯说:“作为决策者,你并不是总能得到完备的信息,有时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但是你必须在紧迫的时间里作出反应。你没有机会说,‘我还没想好呢’,你必须作出决定。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常常觉得那些决策是有条不紊地做出的,但任何一个参与决策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非常有序的,而是非常艰难的。”


突发事件往往需要领导者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迅速作出选择,那么面对战略决策有相对从容的时间,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更有机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呢?那也不一定。2015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我在华盛顿采访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其对中美战略关系的展望,对理解今天纷乱的两国关系依然有借鉴意义。 


就在那一年的4月,美国外交委员会发布了特别报告,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都将是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建议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将重点放在制衡崛起的中国,而非继续支持其不断上升的地位。当我问克里对此看法的时候,他说:“我不认为需要修改美国对华的总体战略。中美如果卷入一场新的冷战,对两国和世界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以中国的人口和发展潜力将确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人不应对此表示害怕,而应表示欢迎。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它得益于美国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 只要大家都按照公平合理的规则行事,就对全世界有帮助。比如中国刚刚在伊朗核谈中就扮演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角色,我们对带来实质结果的合作深表感谢。我认为关键是两国领导人不要让自己被推入对抗的状态,而是努力携手化解现有的分歧和问题。比如在清洁能源方面共同研究和发展。如果我们在巴黎达成协议,那将是所有人的胜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几乎与克里所描述的战略思路条条相悖。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在“美国优先”的叫嚣中,中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给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带来巨大伤害。 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退出了《巴黎协定》,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了《中导条约》......美国自己正在破坏它曾经领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而且是用一种任性和冲动的方式来做决策。作为国家领导人,其核心的能力之一就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痛苦。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会选择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一个不那么理智的人要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历史常常是由后一种人创造的。”要改变环境,谈何容易啊。 2012年,中国建筑师王澍因为宁波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设计获得了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他希望用建筑唤醒记忆,让人们想起来,原来我们曾经那么有情趣,我们曾经那么在乎风景。当人们兴高采烈地把一座座古镇拆成了褪了毛的鸡,他却提出要以200多万个旧瓦片和40多种尺寸的砖头建造这个博物馆。他说:“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回忆的地方,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把时间和回忆找回来。”我记得当我采访王澍的时候,也正在准备采访伊拉克裔的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 我问王澍想问她什么问题?王澍说:“如果不用曲线,扎哈还能怎么做设计?”中国人用“曲直”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她想表达什么呢?


当我把这个问题问给扎哈的时候,她兴奋的回答说,“我想让我的建筑流动起来,而移动会影响整个的结构”。这让我脑洞大开。我对现代舞和中国的书法非常感兴趣,因为它们是流动的艺术。扎哈和王澍一样,都不喜欢工业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在她看来90度也是360度的一部分。她对自然景观的错落很感兴趣,所以在设计广州歌剧院的时候受到太湖石的启发,就把剧院设计成两块珠江边的巨石,一白一黑,体现出岩石的结构和水对岩石的改变。 


扎哈和王澍一样,因为超前的思想,大胆打破传统和不妥协的个性,忍受了多年的寂寞。直到41岁,她才第一次把纸上的设计变成了建筑。她说自己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在祖国伊拉克做建筑,但是她发现家园已经被战火粉碎,儿时的记忆永远失落了。我采访她的时候,她说自己还想干上30年,但是仅仅在四年之后的2016年,她在伦敦因心脏病去世。


你会选择去触碰让你害怕的东西吗?李安会。他说自己选择拍摄《卧虎藏龙》《色戒》《断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时候都感到很害怕,因为触及到历史的禁区,因为挑战人性的边缘,因为把观众带到黑暗里去经历考验。但越是害怕,就越想把它拍出来,用电影的方式把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拍出来。而我们作为观众也情愿跟随他去冒险。 当你看了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你更愿意相信主人公的哪个故事?是与老虎相伴的奇幻之旅,还是血腥的吃人惨剧?有时我们因为看见而相信,也有时我们是因为相信而看见。选择相信哪个故事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自己心灵的角落。“那你选择相信哪个故事呢?”我问李安。他迟疑了一下说,他两个都不完全信,而且在拍摄过程中竭尽所能让两个故事都有足够的说服力。“每个人都有诠释的权力。道家讲,世界的真相由虚生实。我们碰到的,看到的,只要是色相的东西,其实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 他如是说。戏是残酷的戏,但是做戏的心肠是慈悲的。李安说,他为自己能够选择做那些让他害怕的电影而感到骄傲。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有一首著名的诗叫做《未选择的路》,道尽了选择的困惑。诗中写道:黄色的林子里有两条路,很遗憾,我无法同时选择两者。我选择了其中的一条,把另一条留给明天。明知路连着路,我不知是否该回头。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有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即使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不管走了多少弯路、冤枉路,甚至生生的开出一条路来,你还是有机会接近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中国人说,殊途同归,那是命运给不堕信念、不懈努力的人们准备的一份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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