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

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初字伴侬、时用瓣秾、后改字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叫我如何不想她》

1934/7/14

我爱他的，《饿》

刘半农其人
对于刘半农，我以前所知道的，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提倡白话文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写了许多白话文，是白话文运动真正的实践者。看了《人间世》第十期上的几篇文章之后，我对刘先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我看的这几篇文章是：李长之先生的《记念刘半农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哀刘半农先生》，吴稚晖的《失了一部最珍贵的大字典》，赵景深的《刘复诗歌三种》。这四篇文章三篇是悼念性的文章，一篇是对刘诗歌集的评析和鉴赏类文章。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死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评价也就基本上确定了。我始终觉得，就中国而论，只有人死了以后才能真正地对这个人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人活着，人们就必须要顾及到这个人的地位、权势、脸面等等诸多问题，于是对这个人的评价一般是赞扬多批语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仇人”多的，必然会遭到“仇人”的迎头痛击或当头棒喝，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例。当然在这儿我们把这样特殊的例子（因为这样的例子终究还是极少数的）抛开，回到我们前头的话题。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都有谥号，如“汉高祖”、“唐太宗”等等，这一类谥号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但另外一些谥号就不是如此了，如周厉王，如有在天之灵的话，谁也不愿别人称他为“厉”。所以“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界定一个人品行的分界线。人入土之后还能留有美名的，他一定会流芳百世，相反则遗臭万年。

刘半农先生不幸于1934年7月14日“仙逝”后，很多人都对其进行了哀悼。中国人有个习惯，哀悼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对其一生进行评定的时候，所以看一个人一生如何就看其死后之悼念文章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貌”。三篇悼念文章各有其特色，各有各的悼念方式。这三篇文章当中，文笔最好、思路敏捷且行文流畅的当推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哀刘半农先生》一文站得高，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文章虽然最短，但最有权威性。在他的笔下，刘半农先生简直是可和培根（蔡元培先生可能赞成“培根就是莎士比亚”这一历来争论不休的观点）、歌德并驾齐驱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文学家，同时又是科学家。作者结合自己和刘的交往举了许多事例，不由人不信他的所言。三篇文章中写得感情最真挚的莫过于李长之的《记念刘半农先生》，作为一个青年后起，李长之的文笔虽显稚嫩和平实，但在叙述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体会到李长之对刘半农先生的敬仰和钦佩之情，特别是对刘半农先生人格和道德修养的赞谥让我们真正地和刘半农先生进行了跨世纪的近距离“触摸”。三篇当中吴先生的《失了一部最珍贵的大字典》写得最活。我从来没有想到悼念性的文章还可以用这种亦庄亦谐的形式来写。这篇文章虽然有点像在编故事或寓言，但读后真正让我们对刘半农先生的逝世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悲痛。

赵景深先生是采用了另外的形式来悼念刘半农先生的：分析刘先生的作品。在这儿我也就不再详加分析了。

通过这几篇文章，刘半农先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生成：一个平和的人，一个具有书生气质的平和的、或许还带着金边眼镜的人。我觉得他正用他那双睿智而又温和的目光望着我。

叫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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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

秋风把树叶吹落在地上，
它只能悉悉索索，
发几阵悲凉的声响。

它不久就要化作泥；
但它留得一刻，
还要发一刻的声响，
虽然这已是无可奈何的声响了，
虽然这已是它最后的声响了。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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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冰

零下八度的天气，
结着七十里路的坚冰，
阻碍着我愉快的归路
水路不得通，
旱路也难走。
冰！
我真是奈何你不得！
我真是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便与撑船的商量，
预备着气力，
预备着木槌，
来把这坚冰打破！
冰！
难道我与你，
有什么解不了的冤仇？
只是我要赶我的路，
便不得不打破了你，
待我打破了你，
便有我一条愉快的归路。

撑船的说「可以」！
我们便提起精神，
合力去做——
是合着我们五个人的力，
三人一班的轮流着，
对着那艰苦的，不易走的路上走！

有几处的冰，
多谢先走的人，
早已代替我们打破；
只剩着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儿，
轧轧的在我们船底下锉过，
其余的大部份，
便须让我们做「先走的」：
我们打了十槌八槌，
只走上一尺八寸的路
但是，
打了十槌八槌，
终走上了一尺八寸的路！
我们何妨把我们痛苦的喘息声，
欢欢喜喜的，
改唱我们的「敲冰胜利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懒怠者说：
「朋友，歇歇罢！
何苦来？」
请了！
你歇你的，
我们走我们的路！
怯弱者说：
「朋友，歇歇罢！
不要敲病了人，
刮破了船。」
多谢！
这是我们想到，却不愿顾到的！
缓进者说：
「朋友，
一样的走，何不等一等？
明天就有太阳了。」
假使一世没有太阳呢？
「那么，傻孩子！
听你们去罢！」
这就很感谢你。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这个兄弟倦了么？——
便有那个休息着的兄弟来换他。
肚子饿了么？——
有黄米饭，
有青菜汤。
口喝了么？——
冰底下有无量的清水；
便是冰块，
也可以烹作我们的好茶。
木槌的柄敲断了么？
那不打紧，
舱中拿出斧头来，
岸上的树枝多着。
敲冰！敲冰！
我们一切都完备，
一切不恐慌，
感谢我们的恩人自然界。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从正午敲起，
直敲到漆黑的深夜。
漆黑的深夜，
还是点着灯笼敲冰。
刺刺的北风，
吹动两岸的大树，
化作一片怒涛似的声响。
那使是威权么？
手掌麻木了，
皮也锉破了；
臂中的筋肉，
伸缩渐渐不自由了；
脚也站得酸痛了；
头上的汗，
涔涔的向冰冷的冰上滴，
背上的汗，
被冷风被袖管中钻进去，
吹得快要结成冰冷的冰；
那便是痛苦么？
天上的黑云，
偶然有些破缝，
露出一颗两颗的星，
闪闪缩缩，
像对着我们霎眼，
那便是希望么？
冬冬不绝的木槌声，
便是精神进行的鼓号么？
豁刺豁刺的冰块锉船声，
便是反抗者的冲锋队么？
是失败者最后的奋斗么？
旷野中的回声，
便是响应么？
这都无须管得；
而且正便是我们，
不许我们管得。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冬冬的木槌，
在黑夜中不绝的敲着，
直敲到野犬的呼声渐渐稀了；
直敲到深树中的猫头鹰，
不唱他的「死的圣曲」了；
直敲到雄鸡醒了；
百鸟鸣了；
直敲到草原中，
已有了牧羊儿歌声；
直敲到屡经霜雪的枯草，
已能在熹微的晨光中，
表露他困苦的颜色！
好了！
黑暗已死，
光明复活了！
我们怎样？
歇手罢？
哦！
前面还有二十五里路！
光明啊！
自然的光明，
普遍的光明啊！
我们应当感谢你，
照着我们清清楚楚的做。
但是，
我们还有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应当见了你便住手，
应当借着你力，
分外奋勉，
清清楚楚的做。

敲冰！敲冰！
敲一尺，进一尺！
敲一程，进一程！
黑夜继续着白昼，
黎明又继续着黑夜，
又是白昼了，
正午了，
正午又过去了！
时间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真实的资产。
我们倚靠着你，
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的做，
便不是你的戕贼者。
你把多少分量分给了我们，
你的消损率是怎样，
我们为着宝贵你，
尊重你，
更不忍分出你的肢体的一部分来想他，
只是切切实实，
清清楚楚的做。

正午又过去了，
暮色又渐渐的来了，
然而是——
「好了！」
我们五个人，
一齐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好了！」
那冻云中半隐半现的太阳，
已被西方的山顶，
掩住了一半。
淡灰色的云影，
淡赭色的残阳，
混合起来，
恰恰是——
唉！
人都知道的——
是我们慈母的笑，
是她疼爱我们的苦笑！
她说：
「孩子！
你乏了！
可是你的目的已达了！
你且歇息歇息罢！」
于是我们举起我们的痛手，
挥去额上最后的一把冷汗；
且不知不觉的，
各各从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
（是痛苦换来的）
「好了！」

「好了！」
我和四个撑船的，
同在灯光微薄的一张小桌上，
喝一杯黄酒，
是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人呢？——倦了。
船呢？——伤了。
大槌呢？——断了又修，修了又断。
但是七十里路的坚冰？
这且不说，
便是一杯带着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用沾着泥与汗与血的手，
擎到嘴边去喝，
请问人间：
是否人人都有喝到的福？
然而曾有几人喝到了？

「好了！」
无数的后来者，你听见我们这样的呼唤么？
你若也走这一条路，
你若也走七十一里，
那一里的工作，
便是你们的。
你若说：
「等等罢！
也许还有人来替我们敲。」
或说：
「等等罢！
太阳的光力，
即刻就强了。」
那么，
你真是胡涂孩子！
你竟忘记了你！
你心中感谢我们的七十田么？
这却不必，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
但是那一里，
却是你们的事。
你应当奉你的木槌为十字架，
你应当在你的血汗中受洗礼，
…………
你应当喝一杯胡桃滋味的家乡酒，
你应当从你胸臆中，
迸裂出来一声究竟的「好了！」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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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歌

对于刘半农，我以前所知道的，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提倡白话文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写了许多白话文，是白话文运动真正的实践者。看了《人间世》第十期上的几篇文章之后，我对刘先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我看的这几篇文章是:李长之先生的《记念刘半农先生》，蔡元培先生的《哀刘半农先生》，吴稚晖的《失了一部最珍贵的大字典》，赵景深的《刘复诗歌三种》。这四篇文章三篇是悼念性的文章，一篇是对刘诗歌集的评析和鉴赏类文章。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死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评价也就基本上确定了。我始终觉得，就中国而论，只有人死了以后才能真正地对这个人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人活着，人们就必须要顾及到这个人的地位、权势、脸面等等诸多问题，于是对这个人的评价一般是赞扬多批语少。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仇人”多的，必然会遭到“仇人”的迎头痛击或当头棒喝，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例。当然在这儿我们把这样特殊的例子(因为这样的例子终究还是极少数的)抛开，回到我们前头的话题。在中国古代皇帝死后都有谥号，如“汉高祖”、“唐太宗”等等，这一类谥号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但另外一些谥号就不是如此了，如周厉王，如有在天之灵的话，谁也不愿别人称他为“厉”。所以“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界定一个人品行的分界线。人入土之后还能留有美名的，他一定会流芳百世，相反则遗臭万年。



刘半农先生不幸于1934年7月14日“仙逝”后，很多人都对其进行了哀悼。中国人有个习惯，哀悼别人的同时也就是对其一生进行评定的时候，所以看一个人一生如何就看其死后之悼念文章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貌”。三篇悼念文章各有其特色，各有各的悼念方式。这三篇文章当中，文笔最好、思路敏捷且行文流畅的当推蔡元培先生的文章。《哀刘半农先生》一文站得高，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文章虽然最短，但最有权威性。在他的笔下，刘半农先生简直是可和培根(蔡元培先生可能赞成“培根就是莎士比亚”这一历来争论不休的观点)、歌德并驾齐驱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文学家，同时又是科学家。作者结合自己和刘的交往举了许多事例，不由人不信他的所言。三篇文章中写得感情最真挚的莫过于李长之的《记念刘半农先生》，作为一个青年后起，李长之的文笔虽显稚嫩和平实，但在叙述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体会到李长之对刘半农先生的敬仰和钦佩之情，特别是对刘半农先生人格和道德修养的赞谥让我们真正地和刘半农先生进行了跨世纪的近距离“触摸”。三篇当中吴先生的《失了一部最珍贵的大字典》写得最活。我从来没有想到悼念性的文章还可以用这种亦庄亦谐的形式来写。这篇文章虽然有点像在编故事或寓言，但读后真正让我们对刘半农先生的逝世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悲痛。



赵景深先生是采用了另外的形式来悼念刘半农先生的:分析刘先生的作品。在这儿我也就不再详加分析了。



通过这几篇文章，刘半农先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生成:一个平和的人，一个具有书生气质的平和的、或许还带着金边眼镜的人。我觉得他正用他那双睿智而又温和的目光望着我。

刘半农是文学家，他弟弟我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