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赤卫队》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韩英带领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艰苦斗争,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故事。半个世纪以来,这部红色电影深深影响了数代人,赤卫队队长刘闯、党支部书记韩英等英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在那个物资匮乏、战火频发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员自发恪守党组织纪律,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对摘取胜利充满信心,这源自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崇拜和坚持。
如此坚定的信仰令我十分动容。信仰,这个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遗忘的词,在那一段艰苦岁月里显得格外清晰,如同黑夜里的火炬一般指引着前方的路,也点亮了群众的心。
《洪湖赤卫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武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的革命战争题材歌剧艺术片,由谢添、陈方千、徐枫执导,王玉珍主演,于1961年春节开始在中国公映,1977年1月1日重新放映。
该片根据湖北省实验歌剧团演出的同名歌剧改编,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韩英带领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艰苦斗争,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故事。
过农历年前,我的岳父重病住院。因为他很疼我儿子这个外孙,所以在他病危的时候,三更半夜我们还是把儿子从美梦中挖起床,一起带到医院送外公最后一程。
全家人围在加护病房的病床边,看着外公的气息逐渐减弱,仪表上的数字不断下降,我同时也在观察儿子的反应。原本以为他多少会难过或是害怕,结果看他好像没什么反应,就乖乖地跟大人们站在一起,时间到了就载他回家继续睡觉。那时候就觉得这家伙怎么如此没心肝,一点反应都没有。不过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居然情况好像比他好不到哪去。
我对死亡最早的记忆,是小学低年级时外婆家的曾祖母过世。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我跟现在儿子一样,真的一点难过的感觉都没有。印象最深的一幕,舅舅跟我两个人在外婆家房间里,我在床上跳来跳去不晓得在玩什么,舅舅坐在床沿发呆。
忽然他猛一回头对我吼:「阿祖死了你很高兴吗?」我就赶快摸摸鼻子逃出房门。反正从头到尾,好像真的没有什么难过的回忆。
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们一只小狗,我跟两个妹妹当然很开心。但是公寓房子养狗毕竟很不方便,养了几天之后爸妈还是决定送人。知道小狗送人的消息的时候,我跟妹妹哭得呼天喊地,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那时候阿公坐在一旁看我们哭,最后摇摇头哭笑不得冒出一句话:「我死的时候你们如果也哭成这样,我会觉得很安慰。」
我是家中长孙,所以跟阿公很亲。阿公一直有气喘的老毛病,在我退伍要出国念书那时候状况已经很不好,但是压根不敢去想像最坏的可能。在纽约念了半年多,有天晚上打电话回台湾,话筒传来妹妹的哭声,当下就知道大事不妙了,两个人就在越洋电话两端呜呜地哭,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才挂电话。
因为一个人身在异乡,听到这种消息更是不知所措。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几天都处在一种很虚幻诡异的精神状态。心痛狂哭一阵过后还是得爬回电脑前面写作业,写到精疲力竭倒头便睡,睡醒之后继续开机写程式。
可能是因为人不在家里,没有亲眼目睹,所以睡醒后居然会忘了有这回事。工作一阵子之后才会赫然想起阿公已经不在了,但是心里又半信半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就又打电话回家,然后又很难过大哭一场,哭累了平静下来又去工作,累了就睡,睡醒后脑袋再度空白,过一阵子又再想起来重新再哭一遍,就这样周而复始过了一个多星期这样的日子。
后来跟学校请假,飞回来参加丧礼。下飞机踏入家门,爸妈流着泪带我向阿公的灵位上香,看到阿公的相片挂在墙上,当下才真正确定阿公已经走了。
所以,在天上的阿公应该对我们的表现很满意才对。
这阵子儿子的班上自然课在教养蚕,所以老师也发了蚕宝宝给小朋友带回家养。带回家的第一批刚开始一切正常,养了两个星期已经明显长大,有天我发现附近的公园有好几棵桑树,很高兴桑叶的来源可以不虞匮乏。谁晓得那边的桑树可能被喷了农药,蚕宝宝吃了之后就开始摇头晃脑,然后不断吐出汁液,整批都死光光。
平常粗线条没感情的儿子居然难过得很,睡前躺在床上还会躲在棉被里偷偷掉眼泪。
我跟他认真讨论,外公这么疼他,过世了他好像没掉过半滴眼泪,蚕宝宝只养了两个星期,却哭得这么伤心,到底是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难过想哭。
不过看到小生命这样逝去,懂得难过掉眼泪也是一件好事,代表他不是个冷血动物。
曾经看过教育专家谈对小孩子的「生死教育」,还有人出了儿童绘本要让小孩了解生死的意义。
把上面这些亲身的例子回想整理一遍,我倒是觉得不用勉强去教小孩子这些东西。反正小时候就是傻呼呼的,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懂。该难过的时候他自然会去难过,刻意去教反而有点勉强。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只是有的感情可能发展得晚一点,急着去教小孩子「生死观」,就跟太早教小孩子学英文跟玩电脑一样,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相信岳父大人在天上,看到这家伙照吃照睡照玩乐,他的脸上还是会带着笑容,因为这就是我的傻孙子啊!
(*作者为台湾微软全球技术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原文刊载于杂志第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