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小时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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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不耐烦的季节是春天。青黄不接，春日又很长，似乎漫无尽头。春天的太阳将人的汗毛孔一一烘得舒张开来，使人大量耗散着体内的热量。饥饿像鬼影跟踪着人，撵着人。我巴望太阳早点沉没，让夜的黑暗早点遮住望见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干脆说死了---饥饿的欲望。按遗传，我应是一位所谓身材伟岸的男子。然而，这一遗传基因，被营养不良几乎熄灭了。我甚至觉得我的脑子都被饿坏了。有一度时间，我竟然粘在地上不肯上长。这引起家里人的恐慌:莫是个小矮子!常常仰视，使我有一种自卑感，特别是当我走到高个孩子跟前时，莫名的压抑便袭往心头。大年三十晚上，我带着要长高的渴望，就勇敢地爬门板。这是当地的一种迷信，据说这样可以长得比门板长。无论怎样努力，后来也没有长得比门板长。但基因的不屈不挠，使我忽然又拔高了一截。饥饿的经验刻骨铭心。因此，现在我对吃饭很在意，很认真，甚至很虔诚，并对不好好吃饭的人，大为不满。

但，我又有着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

我有一位慈和的老祖母。她是一个聋子。她有一头漂亮的银发，常拄着拐棍，倚在门口向人们极善良地微笑着。她称呼我为“大孙子”。后来我远行上大学了，她便日夜将我思念。她一辈子未走出三里方圆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知道三里外还有一个宽广无垠的大世界。她认为，这个世界除了她看见的那块地方外，大概还有一处，凡出门去的人都一律是到那一处去的。因此，她守在大路口，等待从那地方归来的人。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母亲对我的爱是本能的，绝对的。她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品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地先尽孩子们享用，剩下的她随便吃一点。父亲的文化纯粹是自学的，谈不上系统，但他又几乎是一个哲人。一次，我跑到八里地外的一个地方看电影，深夜归来，已饿得不成样子了，但又懒得生火烧饭去。父亲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对我说:“如果想吃，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三里外堆着，也应去抱回来。”就在那天晚上，他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剌泼剌”的水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来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这一切，使我“舞文弄墨”成为可能。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发达自己。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进了坚韧。难怪福克纳说一个作家最大的财富莫过于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祖母、父亲和母亲给我仁爱之心，使我从不知道何谓仇恨。我从未抓住不放地仇恨过任何人。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的，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题材、主题和故事。开门可见的水，湿润了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