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临终向李鸿章托付后事，并认定此五人日后将是国家栋梁

自「 ”天津教案”以后，曾国藩的心情跌落到了低谷，不仅全国舆论对他指责不断，就连朝廷也颇有微词，显然在直隶总督这个位置上曾国藩呆得并不舒坦。正好同治九年（1868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借着这个理由让他回任两江总督。 ​在南归的路上，曾国藩视察了水陆各营的防务，并于次年抵达上海，同治十年十一月，曾国藩回到江宁，住进了他阔别已久的两江总督署。这段时间里，他总是在思考自己的一生，从组建湘军到镇压太平天国，再从北上剿捻到督办天津教案，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和困苦，然而更让他担忧的是，自己的身体已经越来越不行了，而且预感到大限将至。 为此，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让他赶紧到江宁。李鸿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在他身上，曾国藩看到了他作为一国支柱的希望，以前的李鸿章如果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的话，但经过他的教导，如今已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每当李鸿章受到非议时，曾国藩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眼看自己行将就木，曾国藩想把未了的心愿交给李鸿章。 ​李鸿章当时接替老师坐镇直隶，当他接到曾国藩的来信时，立刻感到大事不妙。特别是他读到「 ”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久经官场的李鸿章终于体会到了老师对于自己的殷切希望和深挚感情，不禁热泪纵横。李鸿章生怕老师真有不测，自己将终身遗憾，接到信后，他放下所有政务，匆匆从保定出发，冒着严寒到了江宁。 曾国藩见到李鸿章后兴致很高，竟然能下床走动和李鸿章详谈派遣留学生出洋之事。这一幕，在曾国藩的家人和李鸿章看来都更加难过，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 之后，曾国藩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往事，谈起了李鸿章身上的小毛病，也谈到了自己的人生教训。这时曾国藩仍然是心思缜密，他向李鸿章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事情，让他务必谨记。 ​一是要稳稳抓住军权。他认为天京陷落后他裁撤自己的十万湘军，实为自毁长城，不仅寒了众将士的心，更使自己在以后剿捻的战场上尝到了苦果。如今的八旗、绿营不堪大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淮军。所以他叮嘱李鸿章无论如何也要顶住压力，淮军只能加强而不可削弱，这样才能保全社稷安危，也才能保全自身安危。 二是要做到正人心、淳世风。他认为自己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就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这个重任以前在自己身上，现在则要靠李鸿章来完成。同时还指出，培养后人，承先启后，也是头等大事。 听完老师的叮嘱后，李鸿章痛哭流涕，他知道老师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苦心竟是如此。李鸿章又问，哪些人可以加以培养呢？曾国藩是正人君子，以儒家圣贤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极少在背后评论时人。但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说，恐怕以后再无机会了，于是他对当今人才做了一个评述。 ​曾国藩认为，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甚为不解，因为他知道曾、左二人多年不合，怎么会说他是海内第一人物呢？曾国藩看出端倪，微笑说，他和左宗棠意见不合只是在国家大事上，他十分佩服左宗棠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 接下来，曾国藩认为彭玉麟当排第二，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谈薄名利，是天下的奇男子；排在第三的是郭嵩焘，这个人的才识，天下难有匹敌者，而且他视野开阔，必定能堪重用；再往下，曾国藩说刘长佑、沈葆桢都有大才，日后将是国家栋梁。 ​本来李鸿章还想更多地请教老师，但年关已近他不得不辞别老师返回直隶任上。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这一天是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的忌日，他早早地起来在父亲牌位前行祭，因病情加重已经不能下跪。这天下午，曾国藩在花厅散步，因脚麻倒在了儿子曾纪泽的身上，当天晚上一代名臣曾国藩就这样走完了他光彩夺目的一生，享年62岁。朝廷闻讯，举朝震惊，下旨追赐为太傅，谥文正，入京师贤良祠，宣诏国史馆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