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秦汉史》14两汉经学：百家归一，经学终登思想巅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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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经师的崛起

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的理论，成为两千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董仲舒是个关键的人物。董仲舒是西汉经学大师，汉景帝时候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目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秩序。

经学脱胎于儒学，与儒学就有了差异。《说文解字》等古代字典与文献把“经”解释为织布的纵线，后来转义为法度、常规、常典，这样就可以“以经邦国”了。经，既然是常典，就不是一般人留下的东西。在汉代，经专指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即《易》《书》《诗》《礼》《乐》《春秋》，一般称作六经或六艺。

汉初，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由于《乐经》缺佚，无人传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到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也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和颜。这些都被立为博士，列入官学系统。各派的传承的脉络也非常地清晰。

一般来说，汉代的经师大都是专攻一经，即白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人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

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经成为了缙绅贵族，经学为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所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社会道德思想上的话语权。在地方，他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专制的皇权。

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

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是指传承有序，用汉代隶书写就的，被列为学官系统的经书。对于古文经，我们认为，不能望文生义，简单以为古文经就是用古文及篆书写就的经书。准确来说，古文经是指西汉平帝以前，未得立于中央学官系统的所谓的经书。

今文经与古文经为争立学官，争夺官方的正统地位，曾发生了多次的激烈交锋。古文经在东汉比较盛行，到了东汉的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的时代。

应该说，经学有容乃大、中庸平和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代新秩序与旧制度混合的社会现实。儒学在汉代之所以取得独尊的地位，一方面在于它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于它善于从其他学派汲取营养，而不抱残守缺。

博而寡要的经学

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是多重的。这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

经学从道学中化用了“道”的概念，混合了天道与人道，混合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混合了天道观与先王观，“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了，从理论走向了实践，这样“无为”就变成了“无不为”。

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模糊了国家与社会、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界限。正因如此，我们也会说，汉代的政治思想是“内法外儒”或“内儒外法”。不管如何，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罢了。

经学从墨学中汲取了“天志、天德、天意”等思想，天被人格化了，其学说也被神圣化了。而经学从墨家偷取的“小康与大同”的理论，更是用来作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和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这样的理论还是那样深入人心。

经学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得到了更多的营养，经学家大多都善说阴阳、解五行，这样使传统的儒学变成了“天人之学”，强化了学说的道德权威。但是以阴阳五行来解释经义，也给经学庸俗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两汉以降，先秦诸子多湮灭不显，经学独贵，并不仅仅在于，经学善于吸收各个学派的营养，而各学派自身也有缺憾。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史学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下他对诸子学说的评价。他曾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它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就是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在文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似乎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合不一样。我们面前这尊经学家塑造的泥像很亲近、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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