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第三章 城市与乡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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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仅针对普罗旺斯的估算显示，民众抗争事 件在1590—1634年发生了108次（年均2.4次），在1635— 1660年增加到156次（年均6.3次）。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 的爱尔兰同样叛乱频发， 这是在1534 年基尔代尔 （Kildare）叛乱葬送了菲茨杰拉德家族之后，盖尔政权 （Gaelic lordship）崩溃和英格兰人试图以殖民地种植园为 基础奠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建立一个新教国家的必然结 果。16世纪后期爱尔兰有组织的叛乱（德斯蒙德、基尔代 尔、奥尼尔、奥多尔蒂）让英格兰不得不在爱尔兰派驻一 支庞大的占领军，这支军队的规模比同期派去与法国和尼 德兰作战的军队还大。

凯德必须跟士绅打交道，但是他并不信任他们。他对 陌生人和外国人也心存怀疑。凯德说：“以后在我们英 国，三个半便士的面包只卖一便士，三道箍的酒壶要改成 十道箍。我要把喝淡酒的人判作大逆不道，我要把我们的 国家变成共有共享。”贯彻小传统的方式既有请愿、协 商和调解，也有发动暴乱。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学会 了接受小传统的存在。

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篇）（Henry VI Part 2 ） 里描绘了1450 年肯特郡叛乱领袖杰克· 凯德（ Jack Cade）的形象。这部戏剧取材于霍林斯赫德（Holinshed） 的《编年史》（Chronicles），莎士比亚笔下的凯德表达 了小传统的希望与恐惧。他说平民百姓总是被忽视和轻蔑

人民期待他们的代表（16世 纪的英格兰有时把这些人叫作“上等人”或“中等人”）能保 卫家乡，抵抗对既有习俗与传统的粗暴干涉。他们保卫的 办法通常是谈判和调解，但是当这些办法不奏效时，他们 也会带领民众发动抗争。

但是，与这种大传统并存的还有一种抗争的“小传 统”（little tradition），这是属于城里的工匠和劳工、属于 农村社会的传统。这种小传统没有被史书记载、被特许状 收录或者被制度化的荣幸，但是地方政治文化极为重视小 传统—— 这种文化用不同地方或地区的口音喊出“ 平 民”（commons）、“人民”和“共同体”等词语力求表达自己 的存在。它有自己的怨恨对象（“富人”、“叛徒”、公共利 益的“吸血鬼”），自己的仪式（以主神节日、教区和宗教 游行为基础），自己的民间英雄（当地的罗宾汉），还有各种集会和表达不满的方式。

基督教世界地方主义的力量十分明显地体现在抗争习 惯中。城市的集体忠诚感和政治自治权在贵族中创造了一 种传统（学术上称之为“大传统”），即贵族当为城市的权 利挺身而出，为了保护法律和特许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君 主谈判交涉。当市政官员与其他当局商谈时，他们声称是 在代表整个城市共同体，尽管他们通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授 权去做这些事

民众的抗争 POPULAR PROTEST

对于新教和天 主教的卫道士而言，救济穷人关乎征服灵魂，因此他们在 两种宗教交界的地方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在16世纪80年代 的布鲁塞尔和后来的里昂和尼姆（Nîmes），医院和施赈 所成了较量的平台，赈济成了团结本教信徒、争取他人改 宗的手段之一。事实证明，拯救灵魂还是比重建穷人的生 活要容易一些。

无论如何，花在济贫上的公共开支从来只是城市财富 的极小一部分，市政济贫只是缓解贫困的方式之一，而且 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种。最重要的仍然是个人慈善。新教牧 师强调富人与穷人的相互义务，忽视慈善的人和浪费钱财 的人都是“制造穷人的罪魁祸首”。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在1600年出版的《论基督徒的善行》（Treatise of Christian Beneficence）一书中承认，有些穷人确实是“道 德败坏、只会酗酒的庸众”，但这不是停止捐献的借口 ——“他们的恶一点也不能减损你们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