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王》4：张冲｜谁才是这场悲剧的主要负责人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复旦大学张冲。

今天，我们继续聊《李尔王》。在前面两期中，我们谈了这部剧本的创作和它的主要情节，虽然我在讲述李尔王的故事时，也不时穿插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用了一些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但总体上，还是跟着传统的思路走的。

今天，我们换个思路，稍微深入地纠结一下《李尔王》里的某些细节，不是“吹毛求疵”，而为了“由表及里”。或许，这样的思考，也能让我们在读其他经典作品时，不断读出新意来。

在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李尔王》的悲剧显得格外神秘深刻，格外震撼人心。从表面的戏剧情节看，《李尔王》的故事无非是一个家庭悲剧，与我们当今媒体上某些“老娘舅”“和事佬”话题颇有类似之处：年迈的父母早早把财产交付给了子女，不孝子女财产到手后便将老人一脚踢出家门。这样的故事超越地域、文化和语言，放到舞台上，哪怕是一出哑剧，相信同样会在世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引发深深同情和唏嘘。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剧本的具体台词和情节中，如果现在的我们在现在的舞台上观看这样的演出，在为李尔王和科迪莉亚的悲剧深深叹息的同时，没准在内心深处闪过几个问题。

首先，李尔王和三女儿科迪莉亚对这场悲剧是否也有一定的责任？

先说李尔王。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无力继续操劳国事，于是准备退休，将国土一分为三，自己轮流住到三个女儿家中，颐享天年。有错吗？没错。可是，这样一个完全合理也可行的退休计划，居然导致了一场惊天的悲剧。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呢？

在我看来，李尔王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混淆了国与家的界限。当然，在封建时代，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一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历史上的他老人家分不清，那是当然的。可是，在现代观众读者心里，国与家是既相关又不同的两个概念，随意混淆，是要出问题的。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了封建时代的故事，提醒着现代的人们：国事家事，真的得分分清楚啊。

首先，分地是国事，即使是分给自己的后裔，仍然是事关王国未来的大事，像李尔王这样凭一句“我年事已高，想歇歇了”，立马三分天下，是不是太任性了一点？国土三分之后，他名下的不列颠王国还在吗？他是否考虑过完全有可能发生一场不列颠三国演义？事实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在后来的剧情发展中，两姐妹因争风吃醋而反目，相互打将起来。国之不国，李尔王的任性似乎脱不了干系。

其次，分土一事，是国家大事，可李尔王用的标准却是父女之情，这完全属于家庭生活范畴。全凭女儿嘴里说了多少甜言蜜语来决定国土划分，这是不是也太随意了一点？再说，从用爱换地的逻辑看，人性和亲情似乎被物质化了，爱成了有价之物，成了可以用来交换商品。这样的思维，与今天用名牌包包，名牌妆品，用信用卡额度和购物车内存量来衡量爱情，原则上是同理。

其实，李尔王不分家国、难分家国，还有一个细节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而这个细节若仅读中文译本，是无法察觉的。当时英国的国王在朝廷上或公务场合，常用第一人称复数we自称，即“我们”，这与我们历史上的皇帝常用“寡人”正好形成对照，英国国王只有对亲属或亲密者，或在私下场合，才用单数的“我”。

在《李尔王》的相关场景中，李尔退休后与两个女儿说话时，时而自称“我们”，时而自称“我”，给人的感觉，他虽然从王位上退了下来，可在位时养成的颐指气使的习惯，好像一时还丢不了，完全忘记了此时的他就一介常人，就是三两女儿的老父亲。他在思维定式中依然把家和国混在了一起。

好，我们暂时把李尔放一放，聊聊那位人见人爱、人见人怜的小女儿科迪莉娅。戏中科迪莉亚的性格，莎士比亚似乎是朝着纯真直率的方向塑造的。可是，当李尔王满心笃定地以为她能说出超越两位姐姐的爱的表达，可以顺理成章地把最大最肥沃的一块国土分给她时，他听到了这样一段话：

陛下，我只是因为缺少娓娓动听的口才，不会讲一些违心的话，凡是我心里想到的事情，我总不愿在没有把它实行以前就放在嘴里宣扬；要是您因此而恼我，我必须请求您让世人知道，我所以失去您的欢心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丑恶的污点，淫邪的行动，或是不名誉的举止；只是因为我缺少像人家那样的一双献媚的眼睛，一条我认为可耻的善于逢迎的舌头，虽然没有了这些使我不能再受您的宠爱，可是唯其如此，却使我格外尊重我自己的人格。

有意思的是，科迪莉亚在这里没有称李尔为父亲，而用了“陛下”，这似乎说明她无意识里还是把分国土一事当做国家大事来看的，因此，她与李尔的关系，就不是父女，而是君臣。可她接下来的那段话，就是说自己只能“按名分”去爱父亲，其逻辑就让人有些费解了。

要知道，父母问孩子“你爱不爱我”，或者“你更爱爸爸还是妈妈”，与其说是对真情的认真拷问，不如说是一种亲情游戏，父母对孩子的爱，并不会因孩子的回答而有增减，孩子也懂的，“当然爱”或“爸爸妈妈都爱”，是无需思索脱口而出的回答。退一万步，这样的肯定回答也是良好交际的原则之一。

如果科迪莉亚真是李尔最宠爱的小女，那么，在这样的场合，合逻辑的情况只有两种：或者她的嘴比两位姐姐更甜，或者李尔早已习惯了她的出语不敬，可事实上，任何一种情况都没发生。结果就是，李尔对她的不敬大为震惊，而她，也完全违背交际话语行为准则中的“礼貌原则”，违背了长幼之序，以“说真话”为借口，故意去捋老父亲的虎须。

如果真按她所说是因为看不惯姐姐的虚伪，何必拿最爱她的老父亲出气？她完全可以先指责姐姐虚情假意，然后按父亲的意思表达自己的爱啊，哪怕那是“善意的谎言”。老人要听听子女说爱他们，这样的要求也不为过吧。难怪有人要写一本“李尔王的三女儿”，试图解开科迪莉娅谜一样的性格，看看李尔到底怎么宠坏了这姑娘，这姑娘拒绝讨喜的性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除了不会说话，科迪莉娅还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你想到了吗？

在我看来，科迪莉娅最大的错，就在于她试图借外部势力来解决家庭内部问题。她得知老父亲在英国备受磨难的情况后，说服她的法国夫君，率领法国军队进入英国领土，试图拯救李尔于水火之中。这一点，往往被人忘记或忽略了。

这一方面也许因为人们实在太痛恨那先不敬不孝，后作奸犯科的两姐妹，也因为后来法军战败，李尔王和科迪莉亚都做了俘虏，科迪莉亚又被邪恶的埃德蒙下令杀害，巨大的悲剧淹没了法军入侵的那个细节，人们对李尔和科迪莉亚的同情，让他们忽视了这一细节。

仔细想想，如果科迪莉亚引法军入英国救老父的行为能获得默许认可，那爱国和叛国的边界在哪里？所以，无论李尔在自己亲生女儿手里受了多大罪，也无论莎士比亚往这个人物上投下了多少同情和怜爱，法军必须被打败，科迪莉娅最后必须难免一死。总不能把这部悲剧的结尾写成姑娘以救老父亲为借口，带上外国军队来征服自己的祖国吧。

所以，莎士比亚把李尔王的传说改为悲剧结尾，还真是高明不止一点点。

另外，我觉得对《李尔王》里的两姐妹，我们可能还有一个不小的误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过？

那就是，我们一直认为两姐妹“虐待”老父亲。没错，李尔王对女儿呼天抢地的毒咒，的确能让人反推出这样的原因：不伤心到那个份上，为父的能用那么难听的话来诅咒自己的女儿吗？她们怎么说也流着你的血啊。

可是，如果我们追根寻源去找“虐待”的证据时，好像从莎士比亚剧本里看不到很多具体的事实，可以用来支持“被虐待”的申诉的。大姐高纳里尔并没有把老爸赶出家门，只是劝告他，你手下的随从太闹腾，太不服约束了，老人家你能否减掉一半随从，我家里仆人有的是，我可以支使他们好好为您老尽力，有问题我来责骂他们。

老人家脾气大，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人上了年纪，有时候会多想——，一言不合，难听话就上来了，任性地抽身就走。这帐，好像不能全算在大女儿身上的。

随后，李尔负气来到老二家，后者事先得知情况，佯装出门，不肯接纳老人，说是寄住姐姐那里的时间尚未到期，自己也没有准备好，这还是有点道理的。后来甚至说，即使李尔住她家，她也要将随从全部减掉，完全用自己的，好使唤，“一家不用二主”。

尽管我们从人伦道德上无法认同老二的做法，但似乎也不能说她完全无理：她从未说不接纳老爸，只是一，大家得按计划好的日期轮流，还要给她准备的时间；二，她没有说不服侍老人，只说不许他带自己的人，用她家的佣人就够了。

老人受了儿女的气，责骂几句很自然，对真正不像话的儿女，告上法庭讨公道也十分合理。只是，在《李尔王》的剧本里，我们只听见李尔一言不合，就用极端恶毒的语言诅咒谩骂自己的女儿，似乎很难找到法律意义上的女儿虐待老父亲的真凭实据。

当然，上面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有些过分较真。因为说到底，《李尔王》是一部戏，台上演的，台下看的，依然是父亲被女儿虐待的故事。更何况，莎士比亚是在自己的时代写的更早时代的李尔王，那时候，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权利、责任、道德等等观念还没有诞生，要那时候的国王分清楚国与家的边界，要他以现代家庭成员关系准则来处理与女儿的摩擦，也有些强人所难了。

况且，那两姐妹后来的所作所为，也说明她们在道德上颇有问题，她们是否能像自己所说，减完了李尔的随从，能让自己的仆人恭敬服侍老人，我们还真是有理由怀疑和担心的。

对《李尔王》提出那么多的问题，是不是有对经典吹毛求疵之嫌？这样的担心也许有些过虑。因为这些问题，不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也不是悲剧《李尔王》的问题，而是时空变换后的问题，是当代的我们，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借莎士比亚悲剧之壳，十分合适地把我们时代的问题、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和思考放了进去。而这，就是让莎士比亚“属于世世代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了，今天我们聊了《李尔王》中可能不太为人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两位悲剧主人公各自对悲剧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我所讲的，是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肯定不全面，肯定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提出的观点。下一期，我们来聊聊这部悲剧的时代意义，特别是它给当代、对我们，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是张冲，我在喜马拉雅等你，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