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捕捞的囚徒困境：用经济学解决海洋文体

可能很多学过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每个人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的时候，结果可能是各方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

今天，我想再进一步拓展这种思维，重点讨论一些可以利用规则和权利来创造“激励”的方式，这些方式可以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这是一个发生在公海上的故事。科学家和渔民们都认同一件事，那就是全球的渔业已经发展到了崩溃的边缘，过度捕捞降低了鱼类的总量。

按照目前的捕捞速度，捕鱼业会很难继续下去，世界上所有的商业捕捞者都可能在几十年后失业。

这样一来，人类高度依赖的优质蛋白资源也将不复存在。即使你不是经济学家，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人们都承认存在过度捕捞的情况，为什么还不进行有效的遏制呢？

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囚徒困境”在作怪，只不过场景从警局的审判室转移到了公海上，而“囚徒”就是那些商业捕捞者。

对于每个渔民个体来说最有利的选择，会给他们整个群体带来灾难，甚至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灾难。

其实从理论上讲，所有捕捞者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商定减少捕捞量的问题。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样他们都会受益。

但是，这种协议涉及成千上万的参与者，根本无从下手，执行起来更是异常艰难，所以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套用“支付矩阵”来说，如果其他人都限制了自己的捕捞量，那么“我”的最佳选择是尽可能多地去捕捞。因为“我”的大量捕捞不会对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还可以给“我”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

但如果大家都不限制自己的捕捞量，那么即使“我”减少了捕捞，对保护环境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只要可能，“我”会尽可能多地捕捞。

所以，让数以千计的渔民放弃自我利益的考量，而自愿达成一份共同协议的几率实在是很低。那么这样一来，推出具有强制性并且执行性高的限制或管控就显得格外必要了。但是应该采取怎样的形式呢？

现有的控制和规定看来是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的。目前的状况是，人们依然在捕鱼，但为了限制总体捕捞量，我们缩短了法定的捕捞季，不过鱼类总量还是在不断下降。

于是我们不断地缩短捕捞季，结果渔民们的捕捞欲望反而越来越强烈，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那么，这种情况创造了什么激励机制呢？这个激励机制要求你得购买更快的渔船、更多的捕捞设备和更昂贵的电子器材，从而保证你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捕捞到更多的鱼。它要求你无论天气多么恶劣，都得出海捕鱼。

结果就是越来越高效的渔船在越来越危险的环境下作业，而且捕捞量依然很大，所以鱼类的总量依然面临威胁。第二年，我们就又得缩短捕捞季，所有船只都陷入了博弈理论的“囚徒困境”中。

这种情况有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子。在90年代中期，阿拉斯加比目鱼的全年捕捞季曾经一度缩短到只有三天，但是鱼类的总量仍然在减少。

更糟糕的是，由于所有渔船都必须在同一时间集体出海，并且在三天结束的时候一起返航，这就导致了短期内鱼类供应过剩的现象。那么比目鱼的价格将会下跌，而捕捞的成本和危险却在上升，捕捞单价下降，捕鱼业接近崩溃。

在这个案例中，每条渔船的行为都出于理性的考虑，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一步步毁灭自己的共同生计来源。

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那么你应该向谁求助解决这样的危机呢？

很显然，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设法改变个人的激励机制，从而改变群体行为，然后再进一步改变这些行为的社会效果。

那么，有没有一种激励机制，可以让捕捞者的个人行为符合保护渔场的目标，而不对渔场造成破坏呢？

冰岛是第一个尝试这种经济思维的国家，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生物学家会确定整个船队可以捕捞的总量限制（TotalAllowable Catch, 简称TAC），然后再细分。

并把总捕捞量划分为可交易的配额（Individual Tradable Quotas, 简称ITQ），也就是一种永久性的捕捞权。最后，再把配额分配给每条渔船。

举个例子：如果捕捞总量的限额是1亿磅，一条渔船拥有1%的个体可交易配额，那么它就有权在一年内捕捞1亿乘以1%，也就是100万磅的鱼。

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捕捞的时间，可以是这周，也可以是下周，或下个月；也可以等到天气好或者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再或者等鱼市价格提高了再去。

无论你渔船的设备多么先进，就算是整个船队中最好的，比其他人先到达渔场也没什么用。

每小时能捕捞到更多的鱼也就不算什么优势了，因为无论这条船怎么捕捞或是什么时间捕捞，他的捕鱼总量都不能超过100万磅，一旦达到这个总量，渔船就必须停止作业。

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每条渔船的捕捞权都是永久性的，它可以延续到未来，而且可以交易。所以如果一段时间以后，鱼类总量增加，分摊到每条船捕捞配额也会随之增加。

如果第二年可捕捞的鱼类总量为1.2亿磅，那么每条渔船的可交易配额就会增加到120万磅；但是如果可捕捞的总量下降到了8000万磅，那无论渔民多么努力，花了多少钱购置设备，他明年的配额上限也只能是80万磅。

促进渔场的恢复发展，可以保证每条渔船未来的收益，每个渔民所拥有的捕捞权也会变得更有价值，这样渔民们也就更愿意去维护和促进渔场的良性发展了。

而交易配额呢？事实证明，它可以提高整个船队的工作效率。实施配额制以前，如果一条渔船出现机械故障、设备落后，或是缺少熟练工人等问题，那么这条渔船就只有一种选择——继续出海打鱼，否则它会一无所获。

但实施配额制以前，如果一条渔船拥有先进的设备，或有足够的优秀船员，那么这条渔船就会尽可能多地捕捞，获得短期利益，但他这种行为会危及自身和其他人未来的利益。

实施了可交易配额制之后，一条捕捞能力强的渔船仍然可以多捕鱼，但前提是他得向别的渔船购买配额。而一条捕捞能力弱的渔船，比如说船有问题或是船长太懒，那么这条渔船就可以把自己的捕捞配额卖给别人，这样自己既不必冒生命危险出海，又可以获得收入。

通过交易，双方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但这只能以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才能实现。这是一个帕累托效率的范例。

这种个体交易配额制度清楚地表明，赋予有效的权利能使他们个人的理性选择创造更高的效率，并产生更好的社会影响。这样的案例需要有人自觉地参与进来，重新定义各方的权利，明确界定参与活动的激励因素。

如何用经济学解决多方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