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8 喜马拉雅FM
124名尚未执行死刑的死囚将老死狱中……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刑罚，死刑曾经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时至今日，面对“剥夺生命权”、“一旦错判无法挽回”等争议，部分国家废除了死刑，欧盟还将“废死”作为成员国准入原则，而日本则依然是少数保留死刑的发达国家之一。
日本死刑的量刑标准是“永山基准”，来源于一名少年作家杀人犯的名字。1968年，时年不满20岁的永山则夫出于金钱和反社会的目的，从驻日美军基地盗窃手枪并在大街上射杀四人。15年后，日本最高法院判处永山则夫死刑，而当时所采用的死刑量刑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但在日本，真正被判死刑的人数很少，被执行的人数更少。2017年，日本只有四人被执行死刑。最近两例是12月19日被处决的关光彦和松井喜代司，两人分别在1992年和1994年杀害多人，至今距离两人犯案时间已经超过20年，距离被定罪判处死刑也均超过15年。
最近一名被判死刑的罪犯是在11月初宣判的笕千佐子，她因“克死”（实际为杀害）多名男伴而被称为“黑寡妇”。截至17年12月15日，日本仍有124名尚未执行死刑的死囚。
从过往判例中来看，虽然死刑罪名众多，但遇害者数量较多、以及罪犯存有蓄意谋杀的动机，才是重要的死刑参考基准。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教授铃木贤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根据日本司法判决的惯例，普通刑事案件中，如果行凶者杀害的人数为一人，那么法庭在量刑裁决时通常不会做出死刑判决。他还表示，虽然以前也有过民间请愿促成司法严判的案例，但这样的例子非常稀少。
但“只杀害一人就不会被判死刑”的说法，是对日本死刑制度的误读。在“永山基准”建立后，同样存在只杀害了一个人的杀人犯被判处了死刑。今年7月被处决的住田纮一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2011年性侵、杀害并分尸了一名女同事。
此外，据《日本新华侨报》介绍，日本人对死亡的观念，特别是对有“罪”死者的态度，同其它民族有很大差别。日本神道文化强调，人不管生前做过什么，一旦死亡便化神而须受到人们的尊敬。而日本人也普遍认为，一个人不论生前是善还是恶，死后都变成佛，其牌位要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因此，一些人并不希望“成全”作恶多端的罪犯赴死。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被判处死刑，罪犯也可以依据日本刑法所规定的“再审制度”不断申诉，导致只要罪犯不希望被执行死刑，就可以不停地以各种理由提出申诉或者赦免的请求，达成拖延的目的。这样带来的结果是，有不少被判决死刑却没有被执行的死刑犯最终老死在狱中。
执行死刑需要得到日本法务大臣的批准，但他们出于宗教或其他政治因素考虑，大多不愿充当“刽子手”，于是便拖延签署执行令，直到下一任法务大臣上任。例如，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内阁中的法务大臣杉浦正健便因为信奉佛教，而拒绝在死刑犯执行书上签字。他的这种行为还遭到小泉纯一郎的批评，被指“分不清个人观点和官方说辞”。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存在着支持或反对死刑的两类人，日本也不例外。质疑死刑“侵犯人权”、“不能有效降低犯罪率”、“可能导致冤假错案无法挽回”的声音不绝于耳。2010年，时任法务大臣千叶景子之所以愿意向媒体开放刑场参观并亲自到场观看死刑，也是为了推动民众对“取消死刑”的讨论。随后，千叶景子在法务省内设置了相关研讨会，然而研讨会在2012年表示“不适合对死刑存废下结论”后便再无声息。
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日本冤罪与死刑情报中心”介绍说，死刑在日本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心理功能。生活在拥挤的大都市的日本人不得不在等级森严的公司里工作，休息和假期很少，也几乎得不到上级的感激，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说，死刑满足了日本社会对法律中明令禁止的“报复”的需求。
多年来的民调显示，日本社会对死刑的支持率稳定在八成以上。通过不断强化“恶人有恶报”的概念，死刑同时也暗示了“好人有好报”的引申义。因此，许多日本心理学家认为，死刑的存在让日本社会从压抑和过度劳累中获得了精神上的部分释放。
此外，死刑也是日本警方在审讯时可以利用的恐吓手段。按照“日本冤罪与死刑情报中心”的说法，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有限，警方会对嫌犯实施全天候的口头威胁。无论多么抗拒审讯、宣称自己无罪，嫌疑人往往无法直面绞刑的威慑力，最终坦白认罪。
部分支持死刑的人还提出，长期供养无期徒刑的囚犯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但也有人拿出统计数字质疑说，执行死刑无助于减少监狱预算，反而会因为死刑犯不断上诉而拖延庭审时间，耗费更多的资金。更有反对死刑的人指出，如果国家试图“通过杀死公民来省钱”，那么年长体弱的人无疑将率先成为“目标”。
或许正如《日本新华侨报》所说，外界很难客观判断废除死刑将把日本社会带向何处，而在当前这个阶段，判决死刑的慎重程度和执行死刑的信息公开程度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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