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要籍精校：伍柳仙宗全书（全二册）二、前言 1 道学重在贵生

《伍柳仙宗全书》前言

一、道学重在贵生

道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文化角度看，中华民族的传统来源有二个方面：一是道学，创立于史官，以《老子》为代表，提倡静、柔、谦、弱、下、和之六德。道学文化，实际是继承了母系氏族文化传统，拥有几十万年的实践和发展经验，是华夏民族的“老传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基因。二是儒学，创立于孔子，以《诗》、《书》、《礼》、《易》为代表，推行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儒学文化，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父系氏族文化传统，是华夏民族的“新传统”，是我们民族文化元基因的外延和发展。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不过都是祖述道家而已。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的信函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进一步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1900—1995）也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分量。道学与道教合流，道学与道教并行不悖，不明道学不足以识道教，不知道教不足以悉道学。

道学文化是一种“贵生”的文化。《易经》中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指出“生”是天地间最高的、最大的“德”，是所有事务最高、最大存在合理性的检验标准。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里面也强调：“要当重生，生为第一，余者自计所为。”（《卷114·不用书言命不全诀》）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或事物比“生”再高大的。《无量度人经》中也说：“仙道贵生，无量度人”。这些都充分的体现了道教“唯生论”和“贵生度人”的特点，是道教最鲜明的特征。正是在道教这种“大德曰生”、“贵生”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下，才孕育出来了中华民族古代丰富璀璨的科技成果和经济实力，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历千年而不衰。

道教追求长生而学仙之风由来尚矣。《史记·封禅书》讲：“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庄子》记载黄帝登空同山，拜广成子问道学仙，道统仙宗由此而滥觞，道教也由此而现雏形。《汉书·艺文志》中说：“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神仙之学，就是“内丹学”，是参天地、同日月、契造化的金丹大道，又是返自然、还本我、修性命的天人合一之学，渊源流长，与道学同源，肇始于伏羲、神农、黄帝上古时期，老子、庄子集其成，阴长生、魏伯阳、葛洪、魏华存奠其基，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将内丹学理论体系发展成熟。随后内丹流派纷呈，有南、北、中、东、西五大流派之说。南宗创始于浙江天台张紫阳（984-1082），有《悟真篇》等记其法诀；北宗创立于陕西咸阳王重阳（1112-1170），传全真七子，金莲演派；中派肇始于元朝李道纯，著《中和集》等，调和南北两派丹学于一炉，后世称之为“中派”。东派创立于扬州陆潜虚（1520-1606），著《方壶外史》等流传于世。西派创立于清道光、咸丰年间乐山李涵虚（1806-1856），得吕祖、张三丰传以丹诀秘奥，著有《圆峤内篇》。

明、清二朝，内丹学家辈出，各领风骚。期间明朝伍冲虛（1574－1644？）著《天仙正理直论》、《仙佛合宗》，清乾隆嘉庆年间柳华阳（1736－？）复著《金仙证论》和《慧命经》，光绪二十三年（1897）邓徽绩将伍、柳著作合刻，题名为《伍柳仙宗》，因之伍冲虚与柳华阳蝉联在一起，世称之为伍柳派。考近代研修丹道者，大多数以伍柳派丹法为圭臬，遂伍、柳之名大噪于丹道界，《伍柳仙宗》也成为为丹道研究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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