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制度篇-宰相：相权与皇权之争

一、思维导图

二、 文稿原文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讲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说法，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和权力消长”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斗争是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斗争引发权力的此消彼长。消长的总体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大转折发生在宋朝——宋朝设枢密院掌军政，宰相不得干预军政，权力“已去其半”；又设三司专掌财政，拿掉了宰相的财权，宰相权力所剩无几，皇帝权力大大加强。大结局发生在明朝，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明清两代，没有了宰相，政治走向专制，皇帝走向独裁。

这个故事简单流畅，逻辑清晰，通俗易懂，流传广泛。比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是这样讲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的。故事中所描述的，中国政治在明清两代发生严重倒退，与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相呼应，很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共鸣，能够广泛流传，自有其道理。

但是，这个“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消长故事”当中，其实包含了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或者说被后来的研究积累证明是有问题的说法。

说起来，这也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一大尴尬。自民国以来，到今天为止，虽历经坎坷，我们的学术积累还是略有成绩的，跟民国时代相比，应当说有了长足的进步。民国学者一些影响很大的说法，已经被现代研究质疑甚至推翻。可是，我们却拿不出一个更新更好的中国历史通俗读本。所以，每当有外行朋友要求推荐书目的时候，钱穆的《历代政治得失》还是名列前茅的。

好，言归正传，我们接着说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这个群众基础广阔的“皇权与相权斗争消长故事”当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它假定中国的政府组织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在帝制的开端，皇权与相权就已经截然分立，比如钱穆说：“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又说“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表。事情管得好与坏，责任在宰相，皇帝可以不负责任。”

认为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领袖，就抽象原则而言，基本正确。但是，它显然并非事实，而只是学者想象中的“理想形态”。事实上，皇帝与政府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权力划分。如果皇帝愿意，精力也允许，他当然可以“管一切的事”。比如，秦始皇就是这样管一切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七十博士都只是“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什么叫“受成事”？就是接受已经形成的命令指令。谁的命令指令？当然是皇帝本人的；所以说是“倚办于上”，办事全靠皇上。

其次，这个故事中有关宋代相权大转折的说法也大有问题。钱穆说：“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80页）。这句话，顺着读不容易读出毛病来。你倒着读，去反推它的叙述前提，就会发现不对了：难道说宋代以前的皇帝在最高政令的制定中是没有“参加意见之权”的吗？在宋代以前，那皇帝就像神像一样被供在神坛上，面无表情地“同意”或者“不同意”宰相做出的最高政令吗？——这当然不可能。比如在唐太宗的记忆中，隋文帝就是个什么都自己来决断的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件事都自己拿主意……宰相以下，只能他说什么是什么。”而唐朝的最高政务的裁决，就是由皇帝作出的。不管是在宋代以前，还是宋代以后，在军国大政的决策上面，从来都是宰相协助皇帝作出决策的。

第三，论述方法有问题，只关注表面现象，从结果反推原因，完全忽略政治运作的细节与过程。比如：汉武帝常常在内廷裁决政务，他所依靠的不是外朝的宰相，而是内廷官员，主要是尚书署的官员。后来，尚书台就逐渐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处，丞相的职权被它拿去了很多。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尚书令最终取代丞相，成为新的宰相机构。

汉武帝的做法是一个历史现象。在“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消长故事”里边，这种做法就是皇权削弱相权的努力：汉武帝认为他的皇权受到了相权的威胁，因而有意识地引用资历更浅、更容易控制的内廷官员来分割相权。

这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当我们补充了细节和过程之后，就会发现问题来了。武帝在位，前前后后用了十三任丞相，但却没有哪一任的才干和威望足以与武帝对抗，或者与武帝在政治上发生尖锐冲突，也就是说，并未出现相权威胁皇权的状况。那么，既然相权没有威胁到皇权，汉武帝为什么还要另外搞出一套内廷班子来呢？一定另有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汉朝以黄老思想治国，讲究清净无为，政务简单，事儿特别少，皇帝和丞相五天才开一次办公会。而汉武雄才大略，积极有为，“朝廷多事”。 再用那套简轻省的旧制度显然就不行了，必须做出改变。而直接去改造旧制度，牵扯的东西多，压力大，成本高，远不如另搞起炉灶来得方便。内廷诸臣，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干，还没有资历限制，想用谁用谁，不触动旧体制，又能解决新问题，何乐而不为啊！而到了武帝晚年，精力下降，更需要依靠身边的秘书班底。提高效率，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治，这才是武帝时期内廷建立的真实原因。而这个原因，是我们在引入了细节和过程之中才能看得到的。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斗争消长故事”的论述前提错了。凡是论述，都会有立论前提，但是作者们往往不明说，你得追问，才能发现。“斗争消长故事”的立论前提是什么呢？两个，第一，它认为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是斗争，而非合作。第二，它认为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总和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假定皇权加相权等于100，那么，当皇权是50，相权也是50；如果皇权涨到80，相权就降到了20。

挑完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好权力消长”这个老故事的错，下面该说一个有关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新故事了。新故事的标题是“共治”，它也有两个立论前提，第一，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本质不是相互斗争，而是互相配合，其目的是国家的治理。同舟共济才是基本追求。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否认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君相矛盾和权力斗争。但是，这些矛盾与斗争并不改变关系的实质。不然的话，帝制国家也就无所谓长治久安了。第二，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总和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在皇权与相权之外，还有普通官员的权力。无论皇权的独大还是相权的独专，都会对普通官员的权力构成挤压。所以，传统的政治理论一向是主张兼听共治，反对专权，不管是皇帝的专权还是宰相的专权。

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相权对皇权的约束是在不断加强的，这种约束实际上是传统积累、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的合力。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掌管司法，办案不遵国法，专门迎合皇帝的心意。有人指责他。杜周不以为然，反问对方：“法令打哪儿来的？前主所是，著为律（前面的皇帝认为是对的，记下来就是律条），后主所是，疏为令（后面的皇帝认为是对的，记下来就是法令）。”这句话要两说，一方面，它说明君主的意志可以转化为法律，君权至高无上；另一方面，随着律令的积累，制度的完善，以及儒家思想的教育，后世君主需要遵循恪守、不得任意侵犯的制度、教条也越来越多了。

比如，诏敕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国家政令，但是，这绝不是说，皇帝就可以自己随随便便地颁发诏令。在唐代的三省制下，一道诏敕的形成，必须经过皇帝与宰相的御前会议，然后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覆核，才能发布。有个著名的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宰相刘祎之遭人诬告陷害，武则天派人去审他。来人宣读敕书，而刘祎之拒绝承认这则敕书的合法性，他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凤阁、鸾台就是中书、门下两省，这是武则天改的名字。没有经过中书、门下两省，手续不全，不合制度，就不能称为敕书——这就是制度赋予宰相的，约束皇帝的权力。纵观中国政治史，这类约束其实是在不断增加的。

当然，皇帝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可以撇开政府，用“手诏”“内批”“御笔”（ 直接批条子）来指挥政事。而这么做，就违反了制度传统，要受到道德谴责，有沦为“昏君”的可能。可是如果皇帝不在乎呢？也就为所欲为了。比如，那位敢于质疑武则天敕令合法性的宰相刘祎之，还是被武则天赐死了。武则天不敢公然否定刘祎之所捍卫的制度原则，但是，从肉体上消灭刘祎之这个人，只要她想，就可以办到。再强调一遍，在帝制时期，皇权才是第一位的，宰相个人或者制度对皇帝的约束都是第二位的，没有强制性。

儒家政治的理想形态是“明君贤臣”，“君逸臣劳”。皇帝不要管得太多太细，要努力做到“垂衣拱手而天下治”，而能够“垂拱治天下”的关键就在于找到合适的宰相，充分信任他，尊重他，依靠他；当然，也要派人看着他、监督他。皇帝需要宰相，帝制国家需要宰相级的政治家为皇帝保驾护航，但是，宰相制度，朱元璋说废也就废了。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下一次，我们谈谈没有宰相的政府持续运转的秘密。

三、名词解释

1. 尚书令：尚书令，官名。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负责管理少府文书和传达命令，汉沿置，职轻，而权重 。  

汉武帝时，为了削弱相权、巩固皇权，从而设内朝官，任用少府尚书处理天下章奏，遂涉及国家政治中枢；朝廷重臣秉其它职权者，可以“领尚书事”（即录尚书事）为名掌实权，例如西汉司马迁受腐刑后，担任”中书谒者令“，兼职尚书事。东汉尚书令则权职重大，为“三独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