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集】红顶商人的教训：官＞商

我们中学历史课上都提到过，晚清时期有一次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是最终却在甲午一战就彻底破产了，当时我们分析了很多原因，不过今天咱们来点更现实的讲法，那就是有关于这场清末经济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官商关系，这样的解读是课本里没有的，但却是很有看头而，晚清政府对民间资本的控制和限制形成了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由专制国家政权进行控制。从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主持操办，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其垄断权利带有法令的强制性。所以有研究者发明了“官家主义”这个词。这个词儿在古汉语里，官家首先指皇帝，第二是官府，第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在中国历史上，首先由皇帝立王法；第二层，则是各个部门根据自己的利益立法；第三层，律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每一个官员都有他自己的操作空间。官家群体最明显的行为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一定把手伸过去，抓住不放，这就形成了官家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垄断盈利行业。同时，这也带来官家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即垄断盈利行业一定经营不好，一定亏损。因为随着“官家”不断安插亲信，成本会越来越高，并且致使官家缺乏经营动力，最后留下的总是烂摊子。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和后续的一系列近代企业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企业内部官权任占商利，束缚和阻碍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进一步发展。在企业外部，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扼制社会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那么为了摆脱这种被压榨的局面，民间企业家就开始行动了，举个例子，清末四川共有15家航运公司，外资占89%，但仔细看创办人，只有一个是外国人的名字，剩下的全是中国人。这些中国商人挂了洋旗，别人就不敢随便找碴。于是挂上洋旗的公司，省了税收，免去了军阀敲诈，甚至于免去了土匪抢劫。如果以上几项都做不到，商人们还能想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显得和官家关系密切。这一系列的方式就是在历史上官家主义的环境之中，中国商人为谋生存，不得已采取的种种应变之策。

所以说像“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实质上企业由统治者经营，管理方式是专制衙门式的，产品不是为了交换，或者说主要是为满足”官办“企业的原材料和燃料需要，还必须交付”官利“以为”报效“。

不过洋务运动到后来就越来越疲软了。因为官僚办这些军工厂都遇到了那么大的阻力，他们想用机器来生产一些民用品去卖，追求利润就更困难。

追求利润他又没钱，他就说用官督商办，用商人来投资办厂。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法律是不许商人办新式企业，他怎么办呢？李鸿章想了一个办法，他说那他注册是官家的，实际上商人投资，商人经营，叫官督商办企业。开始带来巨大的利润，但经过了几十年这种企业你就知道，它后来就会导致一种官僚化，产权不清。每一个到官方企业，因为中国就是官本位，列入到官方系统就要授他一个官衔，所以他们都是有官衔的，有官职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延续直到现在大国企什么的，他都有官职。你说你是企业家还是官员？什么中石化是副部，哪个是副部。这个我们学历史你就看，中国历史确实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

但到后来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贪污腐败出现了，这时候人们就意识到要有制度改革，要有真正的民营企业出现。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是不许私人办大一点的这种民营企业的。后来允许个体户出来，他有钱怎么办？不是就戴红帽子嘛。实际上我们学历史的，一看这戴红帽子，就是李鸿章当年玩的，当时是有进步意义，但是后来发展很大，属于谁产权？产权不清，这个不是到现在也引起了很多问题。

1882年前后，以轮船招商局的兴盛为标志，洋务运动进入到了第一个高潮期。连郑观应这样的大买办都转而投靠，不得不让人对洋务事业充满了信心。长久以来，对帝国一蹶不振的忧伤似乎开始消散。从这些企业的行业分布可见，矿产投资是热点，对能源的争夺一直是中国公司利益格局重组的一个主题。

被称为晚清财神爷的盛宣怀是最早看到这一商机的人之一。因为有唐廷枢和徐润两人的存在，他这个招商局会办几乎没有插手的空间，所以在10年时间里，他一直被李鸿章派到其他一些开创性的实务中历练。如被派往湖北开采煤铁矿务，盛带人日行二三十里，在荆州、宜昌一带探煤勘铁，颇为辛劳。之后几年，他奔波各地勘矿，相继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矿、山东登州铅矿、辽宁金州铁矿、锦州煤矿等，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矿务勘探活动，堪称是矿务开采事业的筚路蓝缕之举。在他的示范下，唐廷枢创办了开平矿务局，朱翼甫开采了平泉铜矿，近代第一批工业化开采的矿产企业集群式的诞生了。

除了矿业上的开创性成就外，前些年一直被妖魔化的电报电话业也实现了突破。1880年秋，盛宣怀创建中国电报总局，自任为总办，筹划架设从天津到上海的电线。为了办电报，盛宣怀可说是煞费了苦心。他一方面要跟各地的官吏打“太极拳”，说服并诱使他们同意架设电线，另一方面，又要解决经费短缺的难题。与创建招商局时一样，他再次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亲拟章程，筹措民资。与此同时，他还一力抵制外资的电报投资。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中国电报总局先后收回了英国大东、丹麦大北公司设在沿海的电报线，中国的电报网络复归中资所有。一直到1908年前后，电报总局共修建电报线2万公里，连接大多数商业和战略中心城市，完成了全国性的电线干线建设工程。

经矿务、电报两役，李鸿章对盛宣怀的才能大为赞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彰说：“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在李鸿章眼里，这位与他心意连通的忠诚弟子已经真正地成熟了。很快，他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1884年，就当盛宣怀办电报总局初见成效之际，他突然得到机会入主轮船招商局。

在过去的几年里，招商局经营红火，年获利润已过百万两，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变得活络起来，官督商办的体制矛盾渐渐地变得无可避免。

唐廷枢、徐润两人都是买办出身，他们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自1882年春，郑观应入局后，商办的思潮更加浓烈，郑对洋务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为坚决，他常言，“官之与民，声气不通”，工厂企业“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盈或亏，莫敢过问。”当三人的理念达成共识后，他们便联名给李鸿章打了一份报告，希望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这显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可以说是脑后生出了反骨。

事实上，在最初创办的那些官商合营企业中，因官本羸弱，启动资金大多来自民间，经营也基本仰赖买办，所以，强调商办原则是一个潮流。从这些企业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经营者在这方面的强调。唐、徐在他们主持制定的轮船招商局章程中，即强调轮船招商局“归商办理”，鉴于此前并无这种先例，为减少可能由此带来的麻烦，他们接着表白称：“查商人践土食毛，为国赤子，本不敢于官商二字，稍存区别。惟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在开平矿务局的章程中，同样明确表示：“查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於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益事。”徐州利国矿务局的章程也明白无误地表明：“矿务以减少成本为首要。一应事宜概照商人买卖常规，撙节核实办理，不得稍涉糜费，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国商民为之。”为商应当去除官场习气，这似乎是当时的一个共识，上海机器织布局便在章程中声明：“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这些道理，对于一向开明的李鸿章来说并非不可接受，这些章程，写在纸面上也无大碍，可是要据此将企业彻底的民营化，却是李中堂大人所决然不允的。他的心思也很容易看透：洋务派大吏办企业，一是为了“强兵”——军事上的需要，二是为了“富国”——增加财政收入，企业一旦民营，便无法直接掌控。从文化心理来分析，千百年间，商人从来“富而不贵”，为九流之末，跟他们一起合资办企业已是迫不得已之计，现在要闹“独立”，自然在官僚们看来是万万不行的。

于是，唐廷枢等人写的联名信就成了官商决裂的导火线。到1884年，盛宣怀的机会终于降临。这一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16万两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查处这一事件，盛宣怀奏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所以应该革职处分，并令其照数抵赔。徐润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销所欠巨款。盛宣怀断然拒绝。徐润“净身出局”。他职权被夺，股权尽失，不得不变卖所有的家产，以至“家业荡然，生机尽矣。”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全都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今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这就是产权演变的“缩影”了。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

以盛宣怀掌权招商局为标志，坚持国营体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占据了上风。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将此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他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评论说，“1884年以后，不幸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紧紧掌握了官督商办企业，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自1884年之后的十年间，洋务派再无大的建树。盛宣怀接手招商局后，虽然全力运作，却再没有超越唐、徐年代的辉煌。

学者吴思认为，官控之下的官商关系有着这样的定律：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比较紧，那就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让他们发达起来。当“收”的利益渐渐大于“放”的利益的时候，就到了一个转折点，官就开始倾向于“收”。每收一点都是巨大利益，比如多收一点税、多加一点市场进入的门槛。官家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官办企业，在市场进入的范围内做一点垄断经营，利益巨大。因为，古代官员们自称“代天子牧民”，牧的是“士农工商”。“商”是官员所牧的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物种。如果大家的日子过得不好，需要让牛羊长得肥点，加速繁殖，就要放一放，让它们有更多的自由，更宽广的草场，自由自在地吃草喝水。牧人要对牛羊照顾得周到一点。如果牛羊肥了，或自己的手头紧了，那时候再宰杀几只也不迟。这应该就是中国近代官商关系的一个悲剧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