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亮,“鹦鹉螺”号就浮出了海面。我急忙登上甲板。果然,这股激流把我们从红海送到了地中海水域。
过了一会儿,尼德·兰和康塞尔也来到了甲板上。当他们发现自己果真置身于地中海的海面时,都显得格外惊奇。
这时尼德·兰警惕地望了望四周,发现没其他人,便神秘兮兮地把我康塞尔拉到照明灯旁边坐下来,小声地说出了他要逃跑的想法。
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并不想阻碍同伴的自由,但也不想就此离开尼摩船长。毕竟,幸亏有了这条船,我的海底研究才天天都有新收获,使我甚至能在海底重写我的书。所以在完成环球考察之前,我是决不会离开“鹦鹉螺”号的。
于是,我说服尼德·兰再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寻找一个绝好的机会逃走。最后我们经过协商,将以下两种条件视为逃离的出路:一是当船离海岸较近,并且浮在水面上的时候,我们就泅水逃走;二是设法夺取小艇逃走。
不知为什么,自从我们的谈话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鹦鹉螺”号不是在水下航行,就是离海岸很远。有时候它浮出水面时,也只是浮出船舱部分,其余仍潜在水下。于是我猜想一定是尼摩船长已经觉察到我们想要逃离的企图了。
这段时间,我一直想对爱琴海诸岛附近的鱼类进行一番调查,但不知是什么缘故,船上的窗户一直紧紧地关闭着。一天晚上,我单独和尼摩船长待在客厅时,他一反常态地叫人打开了客厅的嵌板。接着,他不停地来回踱步,仔细地观察外面的水流。
我虽然猜测不出他打开窗户的目的,但这正合我意,于是我抓紧时间认真研究眼前游过的鱼群。突然,我看到了一个人出现在窗外的水中。没错!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那健壮的手臂使劲地划动着海水,不时浮出水面换气,随即又潜入水中。
“啊,有人!”我指着那个潜水者大声呼喊,“会不会是遇难者,我们快去救他!”
尼摩船长没有理睬我,只是默默地走近玻璃窗边。那个男人也靠近玻璃窗向里注视。接下来,船长竟然用手势向对方示意,那人立刻也有手势回答,随后就浮上水面消失了。
“你认识他吗?”我惊愕地问。
“嗯,他叫尼古拉,住在马达邦岬,别人都把他叫做‘鱼’因为他在水里待的时间,比在陆地上还多。”尼摩船长没有做更多解释,径自走向客厅左边的橱柜。他打开橱柜门,只见里面赫然装满了熠熠发光的金块。我默默地看着船长把金条一根一根地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保险箱里,装了满满一箱。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放进箱子里的金块价值起码有五百万法郎。
船长把保险箱牢牢地关上时,我瞥见那个箱盖上居然还绘着“鹦鹉螺”号的标志。接着,尼摩船长用希腊文字在上面写上收件人的名字,然后叫进来四个身强体壮的船员,让他们将箱子抬了出去。不久,外面就传来了用滑轮将箱子拉上扶梯的声响。
过了没多久,尼摩船长礼貌地向我告辞了。我满腹疑惑,回到房中后怎么也睡不着。过了一会,我感到一阵颠簸和晃动,“鹦鹉螺”号浮出了水面。接着,我听到了甲板上响起了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把小艇抬到海面上的声音。
第二天,我向康赛尔和加拿大人叙说了前一晚发生的事,听了我的叙述,我的同伴的惊奇度丝毫不亚于我。不过,我们讨论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令彼此信服的答案。
吃了中午饭后,我就回到了客厅工作。直到下午五点,我还在做记录。这时,我突然感到特别燥热,即使脱掉外衣仍觉得很热。这种现象真是不可理解,因为我们不是处于高纬度的地方,“鹦鹉螺”号是潜在水里的,温度不可能升高。这时,尼摩船长进来了。他走到温度计前看了一眼,若无其事地说道:“四十二摄氏度。”
“是啊!”我担心地说,“如果温度在升高一点儿,我们就支持不住了。”
“确实很热,不过不用担心,温度不会再升高了。”
“为什么?难道你能随意调节温度?”
“不,等一会儿,鹦鹉螺号离开这里就会好多了。或许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正通过热流。”说着,尼摩船长打开了窗帘。
只见窗外一片白色,一股股硫磺的水汽冉冉上升,水流沸腾着。我好奇地伸手去触摸玻璃窗,结果立刻被烫得缩回手来:“我们这是在哪儿?”
“确切地说,是在尼亚-卡蒙尼岛和帕莱亚——卡蒙尼岛之间的海沟中。”船长答道,“我想让您看看海底火山爆发的奇景。”
“海底世界真是奥妙无穷啊!”
我走近玻璃窗,仔细观察外面的景象。只见窗外闪耀着一些腥红的火焰,它的光亮使船上的灯光都黯然失色。由于受到铁盐的染色作用,原本是白色的海水被染成了红色。尽管船上的窗户紧紧地关闭着,但仍有一股恶心的硫磺味渗了进来。
我浑身湿透,喘不过气来,觉得自己都快被蒸熟了。“我们不能在这沸水里待太久。”我对船长说。
“是的。”尼摩船长命令一下,“鹦鹉螺”号改变方向,离开了这酷热的地带。十五分钟后,船浮上海面,我们总算可以凉快一下了。这时,我的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尼德·兰选择在这一带海域逃跑,那我们可就要葬身在这一片火海之中了。
第二天,二月十六日,我们离开了这片位于罗德岛和亚里山大里岛之间深三千米的海区,“鹦鹉螺”号穿过塞里可海面,绕过马达帮角后,就把希腊群岛抛在了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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