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部分人在思考,少部分人在焦虑,少部分人在研究和想办法,而不是很多人一起参与
12月18日,主题为“适应与创变: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益行动和慈善新前沿”的年会在京举行。
“气候变化已经转变为气候危机,正在演变为气候灾难……”当这一结论发出后,诺大的会场顿时安静了。
12月18日,主题为“适应与创变: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益行动和慈善新前沿”的年会在京举行,活动由《中国慈善家》杂志社主办、影响力慈善研究院承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公益支持,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社会组织、境外非营利机构的200多名代表围绕气候话题展开讨论,还有约120万人在线上观看直播。
从气候难民到数字游民,从低碳生活到人工智能......面对“气候灾难”,公益能做什么?
平均每天有6万人因气候灾害流离失所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热浪、洪涝、干旱和台风等极端气候现象越来越频繁,人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
这也是本届影响力慈善年会为何要聚焦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近十年来,我们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这一现象不仅在科学数据上得到了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已愈发明显。”《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慈善家》杂志社社长吕振亚直言,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原有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它不仅威胁生态平衡,更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对弱势群体的生计构成直接威胁。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显示,气候系统变暖趋势在持续,而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趋多趋强。
“人类面临的挑战很多,但是足以毁灭人类的是气候变化和AI失控。”南都基金会原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
这一论点并非危言耸听。以中国为例,近年来的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2020年,东北地区半个月内遭受了3次台风冲击,在南方肆虐的气象灾害开始北上了;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打破了小时级降雨量纪录;2022年,高温炙烤全国,热射病成媒体热议话题;2023年,杜苏瑞台风引发京津冀罕见暴雨洪涝灾害,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也遭遇了最强的冬春连旱,引发森林火灾……
2023年8月5日,河北涿州,强降雨过后,一名男子拉着一个从建筑物中抢救出来的袋子。
2024年11月,在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在有增温效应的厄尔尼诺事件推动下,2024年1月至9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值高约1.54℃,2024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专家给我们一个很恐怖的数据,如果气候失控提高2℃,阈值就‘不可控’,用什么方法都不行了。如果升温超过2℃,有研究说整个海平面要上升70米,这样北京就没有了,因为北京的海拔是43米。”徐永光说。
“气候变化不再局限于概念或话题,危机已经来临,气候政策和气候行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需要任何证明和背书。”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一级巡视员孙桢说。在他看来,目前对全球气候问题治理包括三个层次,即气候危机、技术进步、合作退步。地球系统若干个临界点将会被突破,在未来二十年内将出现升温的过程。气候极端事件已经在世界各地发生,特别是人口密集、财富集中的政治中心地区。
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中,因为气候变化受到的影响更为直接且紧迫。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全球有1.2亿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约3/4、即9000万人生活在受气候变化严重甚至极端影响的国家。2023年,报告显示的45个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国家中,有42个也同时面临灾难性的流离失所,这极大削弱了各国的应对、保护能力以及在适应和增强韧性方面的投资。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理代表万瑞雅透露,在过去的十年中,气候相关灾害已导致2.2亿人次流离失所,相当于每天约有6万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
“其实气候灾难不会在哪个地区先发生,因为地球是一体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从节气变化、植物反常到极端天气频发,我们已经深刻体会到了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破坏力。“气候变化已经转变为气候危机,正在演变为气候灾难。”
要突破公众无感问题
“所幸的是,我们一直在行动,正在以一种适应的态度、一种创变的心态,以更加有效、科学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首席专家曾晶表示,公益行动的重点正在从单一气候减缓扩展到适应与减缓并重,从传统的环保领域扩展到灾害救援、消除贫困、医疗健康、社区建设以及脆弱群体的全方位保护。
2024年12月,广东湛江,麻章区湖光镇蔡屋村利用光伏太阳能发电。
然而,一个尴尬的局面是,绿色、低碳、环保早已成全球目标、国家战略、企业责任,但对于公众而言,似乎依然是个遥远的话题。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总量的53%,从我国碳排放结构来看,约有26%的能源消费直接用于公众生活,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占比超过30%。未来,居民生活消费是减碳的重点领域。相较于企业生产,个人的碳排放量虽然有限,汇聚起来却不容小觑。
低碳生活正成为一种潮流,但低碳的方式有无数种可能。国务院原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正在调研“数字游民”, “过去员工在办公室工作,疫情后学会在家里工作,现在最新的办法是随处工作,这种就是数字游民。”汤敏说。
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46个国家对数字游民专门颁发工作签证。预计未来10年,将有10亿人采取这样类似“游牧”的生活、工作方式。
“如果世界上有10亿人这样工作,中国可能将会有1亿人像这样‘只工作,不上班’,低碳的同时,减少他们的生活成本,这将是未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汤敏说。
徐永光从消费角度,号召公众低碳消费、绿色出行、用脚投票、倒逼商业,他主张,公众参与到气候治理的路径,包括只购买低碳企业生产的产品,甚至动员身边的亲戚朋友,一起倒逼商业,“让企业知道怎样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去生产”。从技术上,则可以用AI科技解决排放问题。比如某地智慧农业,用AI技术实现污水零排放,用1/10的土地养出同样产量的鱼,清水养鱼又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气候变化一定要突破公众无感问题,公益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让公众参与。”徐永光说。
会上的一些细节,也充分展示了主办方的倡导和理念,可再生材料制成的会议物料,有奖回收的挂绳,可以种出植物的胸牌.....或许,一点小小的创意,就能让公众参与进来,带来更多的改变。
要跨界,而不是各自为政
围绕“气候变化下的新社会挑战与公益创新”这一主题,来自文保、自然保护、社区帮扶、技术研发领域的嘉宾从多个维度出发,跨界探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新路径。
气候危机的治理,离不开基层的参与,然而,在实践中,关于气候变化的宏大叙事,往往让普通一线、社区公益行动者的参与感和主体性不强。
“很多的伙伴也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是在社区层面、县域层面的一线行动者,他们需要有这样的视角,但这种视角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赋能,或给予主体性鼓励。”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李健强表示,公益组织往往被分为不同的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体,无论是服务老人、孩子、社区发展,都需要具备这样一种整体视角。
广东省惠州市“守护惠州海岸线,红树林修复行动”项目。志愿者种植红树苗。图/万科公益基金会
李健强在社区一线工作多年,从基层治理的逻辑出发,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目前主要的困境在于“少部分人在思考,少部分人在焦虑,少部分人在研究和想办法,而不是很多人一起参与”。他呼吁,让气候变化视角在一线公益行动者中主流化、日常化,也让所有一线的行动者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行动者带动更多行动者,这是气候变化行动应对的关键。”李健强建议,将气候变化或者相关背后的需求诉求进行拆解,嵌入到县域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之中,让他们的主体性得以成长。
“气候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环境议题,会对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弱势群体首当其冲,例如生计依赖农业‘靠天吃饭’的农民、需要照护的老人及流动儿童等。”中国新闻社原社长、中国慈善联合会传播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新新认为,慈善公益需要从问题的系统性出发,打破传统“救急式”模式,通过建立长期性、适应性的项目来应对这些挑战。
孙桢呼吁制定气候慈善公益规划,在任务方向上更加侧重适应活动,更加侧重基于自然的方案,关注气候与健康,关注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支持技术创新,加强国际合作。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副总裁葛燄表示,面对气候变化的系统性挑战,不同领域的机构和组织都在共同的需求和目标下引入不同的资源,用多赢达成共建网络,可有效地调配资源,解决问题。伴随着这些议题的更新和公益解法的创变,公益慈善的运作模式也在发生很多变化,涵盖着资助模式、项目设计、机构治理、合作共建和成果评估的全面创新。
“面临气候危机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还是各自为政是没有出路的。唯有共建式慈善方能破公共事务治理免于公地悲剧的困局,而其中信任构建至关重要。”金锦萍认为,技术进步为解决问题提供工具,提高了效率和效益,但如果缺失合作则无法解决气候危机这一极具公共性的、全球性的社会问题。而慈善组织的非政府性,让气候变化议题下的社会倡导得以跨越一些政治分歧和国界来进行。“解决气候问题,慈善组织责无旁贷。”
作者:温如军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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