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032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第四节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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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
作者:岳南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第四节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5）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辞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
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织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思怨，或后来的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基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治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亦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交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蝶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7
陈寅恪挽词和序文一出，时人纷纷资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关;忠悫(南按:前清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网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啊人，四明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吴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恶恸怆怀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水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柊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枢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郜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面不幸。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中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5“四大”支杜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
“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叫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利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
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