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说不清的那点事是这样:曹先生在个大学里教几点钟功课。学校里有个叫阮明的学生,一向跟曹先生不错,时常来找他谈谈。曹先生是个社会主义者,阮明的思想更激烈,所以二人很说得来。不过,年纪与地位使他们有点小冲突:曹先生以教师的立场看,自己应当尽心的教书,而学生应当好好的交待功课,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而在成绩上马马虎虎。在阮明看呢,在这种破乱的世界里,一个有志的青年应当作些革命的事业,功课好坏可以暂且不管。他和曹先生来往,一来是为彼此还谈得来,二来是希望因为感情而可以得到够升级的分数,不论自己的考试成绩坏到什么地步。乱世的志士往往有些无赖,历史上有不少这样可原谅的例子。
到考试的时候,曹先生没有给阮明及格的分数。阮明的成绩,即使曹先生给他及格,也很富余的够上了停学。可是他特别的恨曹先生。他以为曹先生太不懂面子;面子,在中国是与革命有同等价值的。因为急于作些什么,阮明轻看学问。因为轻看学问,慢慢他习惯于懒惰,想不用任何的劳力而获得大家的钦佩与爱护;无论怎说,自己的思想是前进的呀!曹先生没有给他及格的分数,分明是不了解一个有志的青年;那么,平日可就别彼此套近乎呀!既然平日交情不错,而到考试的时候使人难堪,他以为曹先生为人阴险。成绩是无可补救了,停学也无法反抗,他想在曹先生身上泄泄怒气。既然自己失了学,那么就拉个教员来陪绑。这样,既能有些事作,而且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厉害。阮明不是什么好惹的!况且,若是能由这回事而打入一个新团体去,也总比没事可作强一些。
他把曹先生在讲堂上所讲的,和平日与他闲谈的,那些关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话编辑了一下,到党部去告发—曹先生在青年中宣传过激的思想。
曹先生也有个耳闻,可是他觉得很好笑。他知道自己的那点社会主义是怎样的不彻底,也晓得自己那点传统的美术爱好是怎样的妨碍着激烈的行动。可笑,居然落了个革命的导师的称号!可笑,所以也就不大在意,虽然学生和同事的都告诉他小心一些。镇定并不能—在乱世—保障安全。
寒假是肃清学校的好机会,侦探们开始忙着调查与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几次觉得身后有人跟着。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为严肃。他须想一想了:为造声誉,这是个好机会;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将计就计的为自己造成虚假的名誉。凭着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个战士;凭着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战士。他找了左先生去。
左先生有主意:“到必要的时候,搬到我这儿来,他们还不至于搜查我来!”左先生认识人;人比法律更有力。“你上这儿来住几天,躲避躲避。总算我们怕了他们。然后再去疏通,也许还得花上俩钱。面子足,钱到手,你再回家也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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