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精英！特朗普的胜利与美国的周期性危机

上月早些时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令人瞩目地获得了第二个总统任期。

特朗普最终获得的选举人团票数高达312票，横扫了全部七个所谓的“摇摆州”。全部票数的统计，特朗普获得了过半数人的支持，哈里斯则得到了选民48%强的选票。相近的支持率再度向世人展现了一个近乎“分裂”的美国。但无论站在选择的哪一边，人们的共识是选举的结果，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目前美国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人们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支持民主党的人们对于上一次特朗普在任时的种种出格行为，心有余悸，也有新移民对于美国国内出现的种种“反移民”倾向，有切肤之痛。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则对于民主党执政期间的施政理念、对于改善经济有限的作为表现出不满。

无论如何，看起来美国都将继续自两任总统任期以前开始的不平静。

2010年，著名的《自然》杂志邀请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未来十年进行预测。受邀的俄罗斯裔美国复杂科学家皮特·图尔钦直言：根据历史经验预测，在2020年代早期，美国发生动荡的可能性将突然增加。此后果然如他预期，全世界一起目睹了美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的迅速极化：从2016年具有民粹特色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当选总统，到2021年国会山他的支持者所搅起的骚乱事件。2020年拜登的当选，让一些选民稍稍松了口气。不过，拜登似乎也没有能让美国的国民们满意。这才有了民主党本次大选的败绩。

有人也许会怀疑图尔钦的预言是否有运气的成分，但他坚信自己的预测是基于人类历史的大量数据和科学的手段而得出的研究成果，结论是可靠的。作为对质疑的回应，他引用声誉卓著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回应批评时所说的话，“历史并不是一件该死的事情接着另一件。”言外之意，历史的发展动态，有迹可循。

漫长的人类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人们习惯了历史学家针对某些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点评、分析。而历史的复杂性也往往让持不同观点的人都能从史料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

有些学者，比如图尔钦，相信从这些数量庞杂的数据中利用数学工具和计算技术抽取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噪声，解读历史发展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脉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简单地说，就是像研究科学一样研究历史。从1990年代开始，彼得·图尔钦在主流的顶级学术刊物诸如《自然》、《科学》等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2013年，他把这个领域命名为历史动力学。词头Clio，是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一，掌管历史。Dynamics，则来自研究物体运动的学科——动力学。

今年，图尔钦出版了他的新书《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道》。他在介绍自己的新书时说道，他希望这本书能够说服人们用科学手段研究历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有用。他希望历史学家汤因比不再是少数派。

该书的主要内容，再度延续了图尔钦在2010年那次精准预测时所持的观点。他通过数据发现历史的发展处在一种相对规律的周期中，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进而到后来的早期英格兰、法兰西或者俄罗斯，都能观察到以大约百年为周期的政治暴力循环。在考察了死亡人数超过一人的暴力事件发生频率之后，图尔钦发现美国则在1780年之后，表现出了一种以约50年为周期的暴力循环。除此之外，美国还存在一个 “不和谐时代”周期，跨度约一个世纪。而这两者的最近一次交集，根据历史数据预测，就在2020年前后。而且一直到2070年之前，美国社会都将处在一个相对“紧绷”的时期。

撰文｜邵鹏

当代美国的衰落

在考察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之后，图尔钦分析指出了四种导致一个国家或文明结构性不稳定的因素：

1. “导致群体性异动的、普遍的经济状况恶化”；

2. “精英阶层自身、可以导致内部冲突的膨胀”；

3. “财政状况的恶化以及国家合法性的弱化”；

4. “地缘政治因素”。

在四者当中，图尔钦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精英阶层内部的竞争和冲突。其他的因素常常伴随出现，但并不是国家陷入危机的必要因素。比如对于大型的帝国来说，地缘政治因素的权重就要减少很多。对于体量庞大的社会来说，邻国们做些什么，并不是十分重要。而最终导致覆灭的，往往是其内部的种种矛盾。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伟大的帝国往往死于“自杀”，而不是“谋杀”，就是这个意思。

寻求对当下的借鉴意义，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作者图尔钦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述美国今天正在经历的“衰落”历程。是的，衰落，中长期的趋势并不明朗，但数据表明，现在的衰落是确实的。

有非常清晰的数据表明，今天的美国正出人预料地在经历着相对工资的下降，国民中整体身高——“人高马大”的美国人正经历着身高的降低，以及民众整体福祉的下降。在作者看来，这非常契合他在历史数据中在别处发现的波动趋势。与其他任何的复杂社会一样，美国社会也经历交替出现的统合和分化的阶段。第一个分化阶段出现在1830年到1930年之间。此间经历了两次暴力水平的高峰，两者相距约50年：美国内战以及1920年代社会的极度不稳定。在第一次不和谐时代的末期，统治阶层的精英们，作为对政治领域里暴力水平的回应，推出了一揽子改革，终止了混乱。这些改革开始于美国历史上的 “激进时代”，终止于1930年代的“新政”时期。

改革的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商业部门、政府和工薪阶层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允许劳工阶层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参与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分配中来。这个契约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事实上是社会的各个部分——国家、普通人民与精英——之间达成的一种社会合作的默契，或者说约定。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举措受到了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但是它在处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说服了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仅有极少数人坚持对它的敌视态度。

当然，有些细节不容忽视：进入这个社会契约的劳工阶层依然是以白人为主，非裔美国人被剔除在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这个过程中，顶级的富人阶层也在“失败者”之列。在大萧条之后的数十年间，劳工阶层的实际工资在增长的同时，近半数的百万富翁从历史上消失了。从1912年到1982年间，最大的赢家是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当然，这是美国度过这次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富裕阶层的失败，意味着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被凸显出来。

但是到了1970年代，这个趋势被逆转了。新生代的精英们，没有经历过上一个世纪的不和谐时代，不知道社会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开始背离过去几十年间业已建立的社会契约。而这个转变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9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毁坏商业部门与劳工间的合作关系。工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最终被围剿殆尽。同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也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国内的制造业被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婴儿潮一代的人口增长，又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其中受害最为严重的，当然就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产业工人群体。

社会问题，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作者认为导致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不能仅仅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美国社会中，在文化上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应该获得多少工资收入的看法也在变化。从“新政”到“伟大的社会”时期，美国劳动者的最低工资增长是超过通货膨胀的增速的。最低工资当然仅仅影响的是少数劳动者。但是它反映了整个社会中，权力结构的悄然变化。从1970年代开始，在中间偏左派的主流经济学者中逐渐形成共识：他们都认为，劳动者在整个经济中权力的下降，是导致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主要力量。而且这种力量的作用，超过了诸如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

经济状况的恶化，让美国社会中中产阶级生活所依赖的功能性组织也在经历衰落，这包括家庭，教会，工会，公立学校，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等等。这导致了整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关系、包容度都有所下降。有学者通过研究论证，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死亡事件的原因中，经济问题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幸福”或者“快乐”的感受，在过去二十年持续下降。有研究者发现，主观的快乐感受，是2016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选情非常准确的预测指标。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的、针对此次大选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对于共和党的支持，恐怕与“幸福感”体验会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

其实美国在诸多指标上，比如人均寿命，财富平均程度，教育水平等，都是发达国家中的异数。比如像丹麦、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在二战之后一般是由中间偏左的政党如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政党把持。他们或许和中间偏右的政党轮流执政，但是无论谁在台上，都有一样的愿望：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因此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各种指标排行上都居于前列。美国为什么不一样呢？

美国精英阶层的产生

美国建国之初的理想是构建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度。但是后来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随着财富的积累，事实上的精英阶层——新的贵族阶层，也就随之出现了。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统治精英阶层从南方的奴隶主变成了北方的工业巨子。1870年到1900年的“镀金时代”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混乱的时代。这时慢慢出现了将统治阶层与普罗大众区分开来的所谓“建制”。比如当时的社会注册制度，就是把一部分人类似“贵族”的身份加以确认的方式之一。各种精英才能加入的俱乐部，夏季的避暑设施，以及精英家庭才能把孩子送去的顶级寄宿制学校，后来成为常青藤学校的大学，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此时政治上的变化也在悄然进行。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开始讨论无限制竞争的概念，包括约翰·洛克菲勒，J. P. 摩根等等。此后的1920年代，出现了政治学家称为“政策计划网络”的新事物——这是指由商业巨头资助的基金会、智库、政策研究机构组成的网络。大量的资助，来自仅仅三个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和一位圣路易斯的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五十年间，出现了新的由北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所组成的统治阶层：他们从小去一样的学校，去一样的俱乐部，彼此间相互通婚，也分享同样的价值观。他们就是后来人们口中的：建制派。

在笔者生活的波士顿，曾经有一个叫做“波士顿婆罗门”的群体。他们就是建制派中典型的地方性代表。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享受着良好的教育。除了财富，他们说着波士顿口音的英语，拥有哈佛大学的文凭，往往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并且成为艺术、科学活动的赞助人，或者自己就是科学家或者艺术家。这个群体从十九世纪起，活跃到二十世纪中叶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今天波士顿婆罗门这样的群体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所谓”精英”。

新的精英

美国人口中今天有所谓“沿海精英”的说法。如果你看一下本次大选中，投给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选民分布，会发现民主党拿下的州都分布在东西海岸。在2004年的大选中，右翼组织“增长俱乐部”攻击民主党候选人豪沃·迪恩时，这样写道：“迪恩应该把他的增税、扩大政府，喝拿铁、吃寿司，开沃尔沃、读《纽约时报》、身体穿洞、喜欢好莱坞的左翼畸形秀带回佛蒙特州去！”这句话里基本体现了美国内陆大部分民众对生活优渥的那部分同胞的看法。

美国是一个金钱社会的说法，不断地被美国总统们，社会科学家们，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们所提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精英就是美国权力的顶端，大公司、财团、银行、法律事务所的所有者及管理者们。他们通常被人们以板块的名称提起：包括军事工业板块，金融保险地产板块，能源板块，硅谷，大食品公司，大制药公司，医疗工业部门以及教育产业部门。在2021年，全国一万两千名说客在联邦层面花费了三十七亿美元以影响公共政策。

这些力量间接地通过政治游说、赞助竞选、商界人物竞选公职、提名商界人士担任政府要职等等影响和统治着美国。商界还通过对媒体的控制间接地影响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要给这种情况寻找一个概念的话，应该是plutocracy——金权政治。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做了一项研究，他的研究小组汇总了1981年到2002年间接近两千份已经通过的政策文件。研究者们针对每一项政策，分别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试图找出在贫穷、中产和富裕阶层的人士中，获得支持的比例。这样研究者们最终就找出这个国家里，究竟通过的政策反映了哪一个阶层的想法。结果是：穷人的想法对政策没有影响——这丝毫不令人意外。令人震惊的是，普通中产的想法和通过的政策也没有关联！所有的政策改变都反映了人口中最富裕的10%的人口的想法。当然，在有些社会议题上，普通投票者与富裕阶层是有共识的。但是在那些没有共识的议题上，几乎毫无例外的情况是，富人的想法最终成为现实。

所谓精英的概念，在政治学上的定义是在社会中具有权力的人。在美国，通常认为财富与对社会的影响力高度相关。如果一个人的资产在10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他/她基本上可以被认为处在精英阶层的下端。随着财富的增加，精英的“含金量”也就更高。

精英阶层的过剩

图尔钦认为精英阶层的病态膨胀是国家出现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指标。今天美国精英的过剩，可以从上述两种精英的定义加以考量。

在广义的精英层面，学历的含金量是一个有趣的指标。做一名“沿海精英”，闪亮的学历当然是一个重要标签。从1960-1970年的十年间，美国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的数量增长到了之前的三倍。应为当时急剧扩张的大学系统需要雇佣大量的师资来教育急剧膨胀的学生群体。其他的专业学位也一样在迅速增长。比如1955到1975年之间，就读法学院的学生数量，达到了原来的三倍。但是，在此之后，获得学位的人原来越多，需求却在下降。

美国国家法律职业协会每年会公布法学院毕业生起薪的调查数据。如果把这份数据以一张分布图表的形式展示出来，直到1999年，这个数据分布图都没有什么异常：通常有一个波峰，在它周围集中了比较常见的起薪。这个波峰左边的尾巴比较短，而右边的很长，意味着高收入的人数比较少。但是2000年这一年，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出现了两个波峰。主峰还在左边，集中在4万美元左右。右边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波峰，在12.5万美元左右。十年之后，左峰稍稍 右移了一点，到达5万美元。而同时右峰值则涨到了16万。2020年的数据显示，20%的毕业生集中在19万年薪左右，而多数人起薪在5.5万美元到7. 5万美元之间。两个峰值之间，几乎很少人。右边这批人，毫无疑问在通往精英阶层的大道上，而左边这些毕业生，很可能被债务压垮。法学院毕业生只是一个例子。理工科的毕业生也供大于求，而人文学科则更为严重。

精英的膨胀，还有一个维度可以解读：社会顶层的统治阶层的权力和财富，在日益增加。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最顶层的富有家庭——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也就是老百姓口中所谓的豪门的数量急剧增加。1983年，全国这样的家庭有66000户，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变成了69万多。这个数字是研究者在去除了通货膨胀以及人口增长因素后得到的结论。千万富翁的数量，从人口的0.08%增加到了0.54%。户资产500万美元的家庭数量增加了七倍，百万美元家庭增加了四倍。财富阈值越高，增加的幅度越高。

表面上，这些变化看起来似乎是好事：财富的增加不是社会变得富裕的标志吗？不过这些增长的另一边，是普通美国人家庭——那些财富水平在分布的中位数的家庭——财富的缩水。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在这些年变得更大了。人们可以在各种渠道看到普通中产阶级生活压力日益增加的分析和报道。过剩的精英与整体的衰退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今天美国生活中最大的危机。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从不同的角度看，美国的确处在衰退之中。这无疑，让处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群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

精英阶层的膨胀，同时也意味着统治阶层内部，对于权力争夺的烈度更高。图尔钦说这好比是人们熟悉的抢椅子的游戏的翻版。不同的是，并不是每一轮椅子被拿掉一个，而是每一轮抢椅子的人数都不成比例地增加。于是每一轮游戏之后，没抢到的、愤怒的人数就变得更多。精英阶层内部开始出现很多矛盾。如果以一个侧面竞选公职的人数作为一个指标考察，人们会发现在1990年代的国会竞选，仅有一个人是自掏腰包的候选人。2000年的时候，有19位候选人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经费参加竞选，下一轮，就有22位。又过了二十年，这个数字翻倍了，变成了40位以上的候选人自己投入大量资金。进入统治阶层的花费也是水涨船高：1990年代进入众议院，要花掉40万美元；到了2020年，成功的候选人要花掉235万美元竞选。进入参议院候选人花掉的数字更惊人，从三百九十万，涨到两千七百万美元。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图尔钦的理论中谈到的前两个。当民众和精英阶层都对现状不满时，第三条就出现了，建制派存在的合法性开始被人们质疑。至于第四条地缘政治，虽然它不是危机最重要的一环，但毫无疑问，美国在这一方面面临的挑战，人们有目共睹。

结语

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美国所面临的挑战，人们有很多切身的体会，还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当下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比如耶鲁大学教授马修·戴斯蒙德，认为1970年代以后出现的经济结构上的“权力失衡”，是美国数十年没有改善的贫困问题的主因：这个市场上的资本具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事实上对于民众是一种“剥削”。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菲利庞则认为美国由于金钱政治的存在，导致市场经济中企业一方的话语权独大、缺少有效的竞争，从而导致美国经济偏离自由市场越来越远，进而让民众负担的商品价格变得昂贵，增加了民众的生存压力。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图尔钦所展示的矛盾的一面。但图尔钦显然站在更高的一个视角，审视了美国生活动态变化的全貌。

很难说人们对特朗普的出格言行与被定罪的本身有多大的包容度。很多分析认为选民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现有执政者的失望。在美国这样权力相互制衡，许多社会议题难以撼动的国家，推翻既定的建制派，是获得大幅度改革的唯一途径。

直至今天，对推动前述的新的社会契约的罗斯福总统的评价还有不同的声音。支持者当然认为他挽救了这个国家；反对者则认为他的做法违背了美国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开启了无限扩大政府权力、对生活经济社会事务进行干涉的大门。

图尔钦在书中还提到了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与今天的相似之处。林肯的时代，美国也同样面临着1820-1850年代出现的实际工资大幅度倒退的经济危机。同时，北方依靠工业技术崛起的新的精英开始与当时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南方精英出现观念上的分歧，并在权力场进行激烈的角逐。正统叙事中，废除了奴隶制的林肯的伟大不言而喻。而考察历史的细节会发现，当时的人们对于林肯的口碑其实极为糟糕。而林肯自己，一位自学成才的律师，也是当时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数目过多的、以投身公职为目标的律师——精英——中的一员。

林肯的努力，最终让国家获得了新生。但林肯本身具有不少美好的品德，与遭到多项指控的特朗普有相当大的不同。不知道特朗普会在历史上，写下什么样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