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与长江有关的大半生

“早上睁开眼睛看见的是长江，白天的工作是长江，晚上做梦梦见的也是长江。”杨欣说。

杨欣已经61岁，作为1986年长江科考漂流的成员，如今他仍在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保工作奔走。“我想在未来几年，把长江主题邮局建好，然后再用3年左右的时间，拍摄一部关于长江生态保护的纪录片，为后代留下点东西。”

杨欣计划，做完这些事情后，自己一个人再漂流一次长江。他想寻找二十多岁第一次长江漂流时，看到的某栋房子或者某棵树，“它们还在吗？”

“以长江做背景，你不敢不刚强”

61岁的杨欣精神矍铄，眼神清明。他戴一副黑框眼镜，手臂上搭着一件冲锋衣，背着双肩包，大步流星地走来。他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1个小时的采访过后，他还要去准备下一场活动的发言，推进建立长江主题邮局项目，这也是他“退休”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他留着一头长发，下颌挂着一脸络腮胡。这是他经年不改的造型，也是长期在高原生活最好的保护——“像羊毛一样”的头发、胡子使他最大程度上免受漫天风沙和紫外线的侵害。只不过，相比二十多岁参加长江漂流时，现在的杨欣已经不再年轻——他的胡子和头发都白了更多。

杨欣出生在四川成都，7岁跟随父母来到攀枝花，在金沙江边长大。对孩童时期的他来说，长江就是一个亲近自然的巨大游乐园。江边有水，岸边有沙，还有草丛和树林交错其间。在水中玩点沙，摸鱼捉虾，再到树林里打打野战游戏，摘野果，捉蚂蚱。他还记得第一次在长江里游泳，那是偷摸地跟着大孩子下水，“当时差点被淹死”。从那次起，杨欣就切身体会到了长江的“厉害”。

中学时期，十几岁的少年杨欣爱上了“照相”。他说，起初自己的技术谈不上高超，不敢去拍人像，也没有模特，于是便将镜头对准了最熟悉的长江，拍长江的一草一木，拍江边的渔民和耕种的老伯。

江边的风土人情，杨欣拍着拍着就不满足了，他开始往长江上游走。当时条件有限，杨欣就一路步行，偶尔能搭一辆拉木头的车。他走过了还未被开发的丽江、泸沽湖、虎跳峡，还有玉龙雪山。更多时候，他和他的搭档是这些地方仅有的游客。

“我经常很牛气地说‘第一篇怎样去虎跳峡的攻略’是我写的。”他笑着说。

杨欣的镜头记录了长江最原生态的一面。当时的泸沽湖连吃饭的馆子都没有，只有一家“马店”，下面圈马，上面住人。干粮吃完了，他就跟搭档沿着长江“要饭吃”。

一路上他和同伴吃过老乡家的“糊糊”，也得到过江边烤土豆人的馈赠。“我们就这样凑了三天的饭，沿着长江拍了三天。”

1986年初，长江漂流队开始招募队员，懂长江、沿着长江行走过、拍过长江的杨欣成为了招募对象之一。“我当时是不愿意去的，我知道这很危险，去了要签生死状，可能要死人的。”杨欣说，“但我也有一些私心，就是想拍长江漂流的照片，一夜成名，然后拿奖。”于是便以会计的身份加入了长江漂流队，负责筹款和管钱。

“没想到有人在漂流中牺牲，有人中途退出，把我一个会计推到了主力队员的位置。”杨欣说。漂流虎跳峡那天，坐车到江边后，他其实很害怕，“心一阵狂跳”，但他还是装出一副很坦然的样子，进船舱前向大家挥了挥手。

他进入了一个“像坦克一样”、可以被封闭起来的船舱。漂起来就像一个洗衣缸，杨欣在里面翻滚、像衣服一样被甩来甩去。大概过了20分钟，船平静下来，岸边接应的队友打开盖子，杨欣才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175天后，杨欣和队友一起从长江源漂到长江尾，完成历史上第一次长江漂流。但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有10名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加上1985年牺牲的尧茂书，共有11人因长江漂流而牺牲。

杨欣的摄影作品的确得了奖，奖品是一台彩色电视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大难不死，而牺牲的人衬托他们活下来的人成为了英雄，长江成了他割舍不掉的牵挂。他决定，自己作为活下来的人，要为长江做些事情。

晚上做梦也是长江

长江漂流结束后的8年间，杨欣为了考察和拍摄长江，又先后4次漂流长江。每次去，都发现长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经历变化。曾经的草丘变成了沙丘，一年前还在的冰川在第二年竟消失了。几年间，杨欣发现长江源地区存在冰川退缩、草场退化、野生动物被大量盗杀等严重的生态危机。

1994年，在第五次长江漂流漂至青海治多县时，杨欣听说了几个月前被盗猎分子枪击身亡的索南达杰书记的故事。他大为震惊，特地去祭拜索南达杰。也就是从这里，杨欣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拍摄的照片以日记的形式进行出版，卖书、筹款、建立索南达杰保护站。

1997年，杨欣通过义卖自己的摄影作品，带领11个天南地北的志愿者，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在没有任何资源和外援的情况下，用最简陋的工具建成了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这是可可西里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扼守在进入可可西里主要路口，成为反偷猎最前沿的基地。

1999年，杨欣发起并正式注册成立了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总部设在成都，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开展民间环保活动。

随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杨欣意识到已经有更多的力量参与到长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中，他决定将索南达杰站交给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不要忘记我们初衷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还有更重要、更艰难的事情要做。”他说。

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为基地，在保护藏羚羊的同时，杨欣还带领绿色江河开展多项调查，如长江源垃圾调查8年，人类学调查6年，长江源冰川监测6年。他发现，垃圾正在成为长江源乃至青藏高原最大的环境问题，这里有很美的景色，但也有很多垃圾。

于是，2011年，杨欣带领志愿者筹款建立长江源地区的第二个民间保护站——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并在长江源探索出“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的垃圾收运模式；与此同时，他开始关注一种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斑头雁，并招募志愿者在斑头雁栖息地附近驻扎、守护，不让捡蛋者进入。

每年，杨欣有3个月在成都办公，顺便陪陪家人，另3个月在长江源地区，管理项目和站点的日常事务。剩下的几个月则奔走在全国各地，宣传，筹款，谈合作。

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写作一小时，包括日记、工作记录，或者是发言稿、合作方案等。“只有这个时候才能静得下心来，写写东西。”他说，起床后要参与到打扫、做饭等志愿者的工作中，有时会前往分布在各地的保护站，开展日常的事务性工作，直到晚上11点熄灯睡觉。

“早上睁开眼睛看见的是长江，白天的工作是长江，晚上做梦梦见的都是长江。”杨欣说。

回顾这一路，杨欣坦言，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困难。“我们常常处在困难之中，但是我们不怕困难，因为我们本身就选择了一条非常难走的路。”杨欣说，最难的就是选择走上这条路，“就像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再完整漂一次长江”

在“退休”之前，杨欣想要做完最后一件事情，建好长江主题邮局。至于“退休”后的生活，他计划着再次捡起相机，记录下自己眼中的长江，然后再完整地漂流一次长江。

“我所理解的过去的长江文化，是人与自然交融的客船与客运码头。大家坐着船，每在一个码头停靠时，船上的人都要上去看一看。通过上船、下船把大家串在一起。”在杨欣看来，那时候的长江文化一脉相承，是不可割裂的，有长江之气。因此才有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和“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可以通过高铁、飞机直达，没有中间环节。“人们不会像过去从重庆到上海要走一个星期，更不会再像李白一样，浪漫地划着船顺流而下。”

11月30日，杨欣来到北京，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洽谈合作，计划通过建立长江主题邮局，把将的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串联在一起。他希望，即使“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借助网络等现代科技，也可以让住在长江尾的人能看到长江头的人文地貌、冰川雪山和野生动物。

“我们将沿着长江建11个主题邮局，长江1号在青海，2号在西藏，3号在云南，4号在四川，5号在重庆……一直到长江11号在上海，同时借助SEE基金会的长江在地项目，通过互联网，让大家看到班德湖的斑头雁、江淮地区的江豚、大相岭的大熊猫、白马雪山的滇金丝猴，把长江整个流域的生态和自然景观串联在一起。”杨欣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播长江、点绿长江，让大家了解长江、热爱长江，进而参与到长江保护的行列。

杨欣心中惦念的事情不止长江主题邮局，还有拍摄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他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把他眼中的长江、搭档眼中的长江讲述出来，以口述的形式，把长江的冰川、雪山、人文故事都讲出来。

做完这些事情，杨欣还有一个愿望——再去漂漂长江。就像以前一样，带着一个帐篷，在野外露营，晚上听听狼嚎。跟23岁那次匆匆忙忙的长江漂流不同，这一次杨欣不会着急，可以一边漂流一边拍摄。

在问到有没有想到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时，杨欣回答，想过喝茶的生活就把茶带着漂流，想过喝咖啡的生活就把咖啡带着漂流。或者可以约上三两好友，在岸边搭一个棚子，一起吃顿火锅再继续漂流。

“我想去想寻找长江的变化，二十几岁看到的那棵树还在吗？经纬度是多少？”杨欣说，如果找到的话，就在树下住一晚上，拍一拍。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毕竟，这也是长江变迁的一部分。”

对杨欣来说，冒险是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确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去丰富生命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