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孟宪明：“给予孩子”比“关于孩子”更重要

随着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一位身着红色短款羽绒服，眼带笑意，和蔼可亲的中年人走到我们面前。他就是本次的采访对象，河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儿童文学作家、民俗学家孟宪明。

孟宪明深耕儿童文学与民俗研究，其关于儿童文学的观点，如“神性”“童心”“平视”等，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者仍有很大裨益；而“专注”“宏观视野”“创新想象”则是所有诗人、作家想要创作出佳作的不二法门；无论是中医也好、中国上古神话也好、民俗也好，都是一脉传承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舍弃糟粕、传承创新，是不变的主旋律。

以下为孟宪明自述。

一只鸟能飞到天上去，不是因为它想飞，而是因为它会飞

我写儿童文学，不是我想写，主要是我会写

小时候，一到冬天村里农闲，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一旦来了说书的，不管是瞎子还是瘸子，或者就一个人夹着个小鼓，有时连鼓槌都没有，从棉柴垛上拿个棉花枝就开始唱。我们生产队的老百姓就会像过节一样，围过来，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听，谁也不觉得冷了。我一听不打紧，听得心痒痒，总感觉脑子里有东西向往外冒，想给人说。

一只鸟能飞到天上去，不是因为它想飞，而是因为它会飞；我写儿童文学，不是我想写，主要是我会写。但刚开始也不是会写，而是会说，说着说着，就会写了。

我小时候就是孩子王，小伙伴们都喜欢跟我玩，觉得我有想法，有意思。

三年级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小说叫《烈火金刚》，然后就开始给小伙伴们讲，一讲就讲了一两年，虽然可能是重复的内容，但孩子不怕重复，你重复了他还听。

后来我就发现自己有这个才能，能把一个事情讲得有意思。我就来兴趣了，一有空了就把小伙伴们召集在一起，他们乐意听，我乐意讲，一拍即合。

我们常常一到吃了午饭，就挎个篮子到野外去，我奶奶在后边追着，担心天热我们跑出毛病，还说地里有鬼。但我们还是跑到大河边儿，河堤下有阴凉的地方，几个孩子背靠着墙就开始讲。

这一讲就是一个下午，等到日落西山，我们才发现篮子里还没有草，就很紧张。天黑了就赶紧每人挎个篮子去薅草。这个时候大家都提议先给我一把草，然后他们再薅自己的草，所以常常是我还没开始，篮子就被填满了，这是他们给我的酬劳。

后来高中毕业后我当老师，我们学校300多个孩子都听我讲故事，我走到哪他们跟到哪，下课了孩子把门锁住不让走，要接着听我讲。这时候我19岁，字儿不说出来了，想写出来，于是就开始了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记者观察：这种长期的复述、续写实践，不仅锤炼了孟宪明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培养了他对故事结构的敏锐感知和构建能力；儿童时期的叙事活动是认知发展和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讲述故事，儿童能够探索世界、理解他人，并在想象中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每个人都存在天赋，找到合适自己的那条路，深耕下去，往往能走得更稳，更远。

儿童文学主要写人的神性

成人文学主要写人的人性

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和成人文学作家不一样，我也写成人作品，像《大国医》。儿童文学能从文学里独立出来，因为它面对的读者是孩子，而且儿童文学还分低幼文学和少年儿童文学，孩子从0岁到15岁之间变化很大，给不同年龄孩子讲的故事是不同的，所以儿童拥有自己很独特的东西。

我认为人有五性，即神性、人性、魔性、鬼性、兽性。儿童文学其实就写神性，另外四个不牵扯。我多少年的体会就是，儿童文学里有“毒”，不会成为名著，这里的“毒”是指那些我们不愿意让孩子看的内容；成人文学无“毒”不名著，这里的“毒”可以解释为如果没有那些成人的内容，成不了名著。

我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了解他们，我能跟孩子平视地交流。我写过一个作品叫《念书的孩子》，拍成电影后在美国得了奖，颁奖会上300个人看电影，感动得稀里哗啦，像在暗夜里偷吃西瓜一样，只听见声音看不见怎么吃的。他们激动得要给我筹钱拍第二部，因为电影结尾没有告诉他们结局，他们提议现场募捐，我告诉他们投资方来了，明年这个时候会带着第二部来回答大家，全场鼓掌。

后来我带着这个片子和小说到了欧洲，在丹麦的一个教室里，40多个日本人、20多个中国人、20来个丹麦人一起看《念书的孩子》，看完后搞研讨，他们一样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说明真正有共识性、有普世价值的是情感，儿童文学更容易接近这种情感。

记者观察：神性，即纯、善、真、美、诚的一面；人性不止包含这些，还有这些的反面。神性是高高在上的、纯粹无害的，人性是复杂而不可测的。

这本书融入了科学意识、现代精神；写“给予孩子”的，而不是“关于孩子”的

关照儿童心理、儿童审美，这些很重要

我的小说《双筒望远镜》用他们评论我的话说，好看，充满了想象力，还有永不疲倦的好奇心。我写《双筒望远镜》的时候，我的孩子读五年级，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的灵感。

比如有个小男孩踢球，皮球掉到阿姨洗衣盆里，他捡起来后站在阿姨面前说阿姨对不起，阿姨笑笑，没说没关系，他就一直等，他认为事情没完，这就是80年代孩子的现代意识，和我们小时候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另外，那时孩子整天拿个塑料板、螺丝刀，用木头板能倒腾成一个船，用易拉罐瓶子做成螺旋桨放在水里，然后用遥控器让它在水里跑，这是他们自己造的，充满了热情、创造力，这体现了科技意识，和我们小时候玩泥巴是两回事。

所以我写孩子们的这种科技意识、现代精神。把孩子喜欢游戏的天性，灌注到里面，作品一出来就很受欢迎。

我写儿童文学还有两个关键词，是西方人提出来的。

一个是关于孩子的，一个是给予孩子的。前者，比如写孩子上不了学、看不了病等问题，那是以大人的视角看待小孩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写孩子不想上学，想天天放假玩，写孩子怕看病，因为吃药苦、打针疼，我是跟他们平视的。

再举个例子：5个孩子在街上招摇过市，你追我撵，男生追赶女生都没问题，但如果是成人这样做就不行，立马有人站出来“维护正义”。犯错误是孩子的特权，不受惩罚，成人则不行。这也是孩子在言行上可以“冒犯”一些，因为他们天真无邪、少不经事、不知者无罪。

所以儿童文学的写法、视点、指向都和成人文学不同，我在这个年龄还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写。我到谁家做客，很快就能成为他家孩子的朋友，他家的狗都会喜欢我。

儿童文学有儿童心理和儿童审美两个重要点，在语言上我不会特意照顾孩子。比如写得粗浅直白，什么手法啊成语啊也不敢用，不会这样。虽然是孩子，但你要相信他们能看懂你文字的意蕴跟张力的。

记者观察：首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儿童作为未来的社会成员，他们的成长过程受到社会环境的塑造和影响。孟宪明通过《双筒望远镜》，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时代背景下儿童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其次，儿童对于教训之言具有天生的抵触，“平视”不是高高在上地去审视儿童，而是真正基于共情与尊重的、愿意倾听的换位思考。

我认为一个写作的人要想办法先把自己养活起来，这样才有尊严

一个人如果没有尊严地写作，就会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就会骂这个世界

1994年，我辞掉工作回家写作，当时我是一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主持业务。我觉得工作太熟悉了，每天听4个小时的教育类教材录音，听得直瞌睡，但听完还得签字，不签字发行不了。那年我已经39岁了，我觉得这样不行，我决定尊重自己一下，因为我之前太尊重别人，常常委屈自己，我就辞了。

辞职前我和爱人商量，我问她假设我一年不挣稿费，咱家有没有饭吃，她说有；假设两年不挣稿费，她说有；假设三年不挣稿费，我爱人说你怎么可能三年不挣稿费。

那个时候我每年的稿费是2万来块钱，而1994年我的工资一个月才400多块钱，一年工资不上1万块钱，我稿费比工资高很多，所以我才敢辞，我也不是很冲动就辞了。因为一个人完全靠写字谋生，需要很大的才华跟勇气，90年代的文艺市场还不像今天这么好。

当时我也不知道写什么能把生活费挣过来。我逐年记账，第一年只挣了9000块钱稿费时，我就很恐慌，因为之前稿费能拿到2万，而且，你写了东西未必当年都能卖掉。所以我认为一个写作的人要想办法先把自己养活起来，这样才有尊严，一个人如果没有尊严地写作，就会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就会骂这个世界。

后来我写了很多作品，从那时候开始，就全身心投入写作。我给你说个细节，我在书房写作，去的时候烧一壶水，坐在计算机上敲字，过一会我忽然闻到烧焦的味道，我就骂楼下饭店，后来才想起是自己烧水的事，赶紧跑到厨房，一壶水完全烧干了，正在烧壶。

我拿筷子把壶挑出来，把火关掉，又接一壶水放上再烧，然后又去写作，过一会又闻到味，一上午烧干了两壶水，到第三壶我不敢走了，就站在那一直等水烧开。

我开车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开得好，其实是我开车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车上人讨论啥我都不知道，这是多年养成的专注力。

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要有宏观视野，要想到全人类。比如我给朋友们说，你现在写任何一个文学作品，要想到全人类都能看你的作品。从宏观上看，我把五千年的文明分成50段，100年一段，你挑哪一段生活，肯定还是挑现在这一段，这一段很好，那你就没有理由骂它。所以如果你选择当一个作家，你一定得是一个思想者，不能光看眼前，要看到整个人类社会。我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你们是在河里游泳，头露出来，身子都在水里。我是站在河里，脚够着河底，所以谁游得好谁游得不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就是一个宏观的大视野。

记者观察：孟宪明的文艺创作并非是一腔热血、一腔孤勇的，而是考虑自己应负的责任后，才行此“浪漫主义”之举。并且，在所谓的才华没有变现之前，一个创作者是没有尊严的，或者说，他只有“自给的尊严”。孟宪明所说的专注力是一种沉浸放空的“自在”状态，此时人在自我世界里创造外部世界；而宏观视野能够确保，自己的内部世界不是歪斜的，否则作品也会歪斜。

就像一只鸟在天上飞，它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会做的事，人们还说它飞得好

给它好吃的，给它戴花，这对鸟来说是意外之财、意外之喜

我对奖项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回我有一个同学是记者，给我打电话做调查，问如果写了作品发表了不给稿费，我写不写，我说写；如果写了不发表，我写不写，我说写。他说他和我的差别就在这，他要不给稿费就绝不写一个字。

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比如我得了个奖，让我去参加颁奖会发言，这都是额外的赐予。因为我的写作，是我本身出于自我意愿。我想写，写完还有人说好，还有人发钱，还有人发奖，这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事。

就像一只鸟在天上飞，它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会做的事，人们还说它飞得好，给它好吃的，给它戴花，这对鸟来说是意外之财、意外之喜。

我在美国参加颁奖会时，有个女作家晚上开了50公里的车去看我，她是美国人，她先生也在。她是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也是电影编剧。她问我的故事从哪来的，我开玩笑说梦里，然后她跟我说看完《念书的孩子》，她认为我是专注于自己内心在创作，专注于自己作品，不断改进、提升，而不是专注于外界的声音。她说因为我这部作品，这次电影节有了尊严，我认为这是对我很高的评价，以至于后来再得奖，似乎都没有这次这么开心了。

我一直在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医，虽不看病开方，却常给家人开方，回老家他们还称我“二先生”，因为“大先生”是我哥哥，他是中医大夫。写《大国医》算是机缘巧合。从2005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我花了5个月时间完成这部作品，当时写的是40集剧本。

我写得很真诚，常常被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打动，情感随着故事起伏，有时候也会落泪。我爱人感受到我的投入，每天下班都会关心我写到哪里了。这部作品写完后，得到了很高的肯定，这让我更加坚信文学创作需要真诚与专注。我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能让更多人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和理解中医，感受中医文化的魅力。而且，我打算明年续写《大国医》第二部，希望能继续深入挖掘中医文化背后的故事和价值，为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观察：兴趣使然加上天赋使然，或许是人开启幸福人生的秘诀。

西医对中医的误解

比中医对西医的更大

我见过西医大夫听人提中医时，常露出不屑的神情，直接说“药停了”。而中医大夫对待西医则比较包容，会说“可以试一试”。这说明，西医对中医的误解，比中医对西医的更大。

这其实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在我看来，中西医各有优势，不能简单地评判好坏。中医有其独特之处，比如长时段全局观，像治脚气，中医不会只着眼于脚，而是通过调理周身气脉来解决问题，让湿气排出，可能通过吃药就治好了，无需外抹药物。

但同时，中医也面临一些挑战，其理论体系相对复杂，不像西医那么直观易懂，这可能导致一些人觉得中医是玄学。而且中医治疗过程相对缓慢，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一些人急于求成，就认为效果不如西医快。但我们应该明白，医学是多元的，中医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应给予其更多理解和发展空间，随着人们对健康观念的转变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医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机遇，比如在养生保健、慢性病调理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观察：中医西医的问题其实是文化心理与民族性格差异的问题。

基于广义相对论，用文学的话说

我们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极目远眺，能看见自己的后脑勺

我主编过十套书，其中两套是科学家传记，包括世界十大科学家传和华人十大科学家传，初衷是为了帮孩子树立科学理想，让他们了解科学家的伟大之处。当时爱因斯坦传没人写，我便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

写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我收获巨大。我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深刻理解了世界是多维的概念，这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也为我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源泉。我还认识到文学思维和科学思维有相通之处，那就是都需要强大的想象力。

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没有他，狭义相对论或许再过10年能解决，但广义相对论可能200年甚至更久都未必能解决，因为广义相对论是想象力的伟大成果。他能想象光线弯曲，进而推导出宇宙弯曲、时间弯曲等惊人理论。

开个玩笑说，基于这个理论，我们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极目远眺，能看见自己的后脑勺。

另外，我自幼在农村长大，听了很多鬼故事，一直对鬼心存恐惧，甚至上大学都不敢一个人睡。但写完爱因斯坦传后，我明白了鬼在四维、五维世界等更高维度，而我们生活的三维世界并没有鬼，从此我彻底摆脱了对鬼的恐惧，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解脱，感觉自己真正成长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这也让我在后续的创作中，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各种题材，不再被一些无端的恐惧所束缚，以更开阔的心境去探索文学世界的无限可能。

记者观察：当下是最好的时代，我们以文学的想象力启发科学的空白，以科学的创造力拓展文学的边界。

神话用终极思维给出肯定答案，而现代我们往往缺乏这种勇气

在文学创作方面，神话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想象力源泉

我研究神话数十年，我坚信神话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神话是那个时代独特的思维方式，堪称当时“最高的科学”，它试图解答人类从何而来等终极问题。

就像女娲造人的传说，虽然现代科学证明这并非事实，但我们至今也未能完全确切地回答人类起源问题。我们不能因此嘲笑祖先的神话思维，反而应该看到神话的价值。

神话用终极思维给出肯定答案，而现代我们往往缺乏这种勇气。在文学创作方面，神话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想象力源泉。比如我们写诗时，常常受日常语言限制，而神话的语言粗朴、雄浑、灵动且富有创意。像描述太阳落山，神话会说得动静很大，把天下妖魔鬼怪都惊醒了；描述花朵开放，会说它吸引了整个山涧的鸟虫。

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能打破常规，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而且神话与儿童文学有相似之处，儿童文学中的神性和神话中的神性思维一样，都充满率真和大胆。我觉得现在的诗人一定要多读神话，很多诗人写的东西太普通了、太无趣了，神话的思维与奇妙想象，非常必要。

记者观察：古人用神话理解世界，消除恐惧；如今数字时代、AI科技时代，人们在改造、创造世界，但神话的作用不可取代，它仍能凭借其产自洪荒的伟力击破日常的重复与麻痹，与当下产生新的、有生命力的羁绊。

孟宪明年近古稀仍精神饱满，中气十足。他对文艺、民俗的观点新颖、深刻、有趣，讲起话来妙趣横生，让人不禁在结束之时感觉没有听够，回味无穷。祝愿孟宪明能继续创作出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也期待他的《大国医》2早些与观众见面！

孟宪明简介

孟宪明，1955年生，河南杞县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为河南文学院一级作家、民俗学家，河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河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双筒望远镜》《念书的孩子》《爱因斯坦传》等小说，《小槐树》《大国医》等剧本，其作品多次获国家级、省级奖项，如《双筒望远镜》获少儿读物蒲公英银奖，担任编剧的多部电视剧获飞天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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