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年》：给“城市胡同乌托邦”撕开一个口子

近百年来有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留下了他们对此地的珍贵记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大家耳熟能详、没齿难忘的，由于电影影像的传播，使得北京南城的印象和味道更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张恨水也是一位抒写北京南城的大家，他的许多作品都以北京南城为空间背景，最著名的就是《啼笑因缘》，发表不久即红遍大江南北。他们笔下的南城都属于旧北京，对新北京南城的抒写，近年来肖复兴表现相当突出，他的《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天坛六十记》等，在读者中反响热烈。这些作品，一言以蔽之，无非是想在读者心中构建一座城市乌托邦，把胡同建构成美好的童话世界。

宁肯的《城与年》，亦以北京南城为书写空间，时间则限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小说主人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像荒野中的荆棘一样，顽强地生长，显示着年轻生命中野性力量的坚韧与疯狂。作者着墨最多的是黑雀儿和他的兄弟黑梦，以及他们的父母。这一家人，父亲在一家医院做临时工，母亲疯娘是家庭妇女，精神还有些缺陷，他们家的主业似乎是拾破烂儿，捡垃圾。黑雀儿兄弟就生长在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壤中。

物质生活的贫困伤害的可能只是他们的身体，而精神生活的贫困则造成了他们人格上的扭曲和变异。黑雀儿这个人物所显示的生长轨迹，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环境的残酷。它不仅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联想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被批判，不能不被看作是反讽。实际上，黑雀儿他们所遭遇的生活现实可能要比《中国》所反映的更令人叹为观止。

《城与年》的三层叙事

我读这部小说，感觉黑梦这个人物比他哥哥黑雀儿更加意味深长。这还不仅在于这个名字给人的联想，梦是人的希望所在，而梦之黑暗，是不是比白天阴霾的昏暗更能给人一种绝望感？进而我们会看到，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设置，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在开篇特意写到一笔：“四十年后我在镜中看着他，他也老了。”我不认为这是个闲笔，在这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黑梦既是小说的叙事者，也是小说故事的实际参与者，小说中两种叙事的转换已经到了水乳交融、自然天成的境界，尤可见作者驾驭小说叙事手段之高超。如果考虑到作者的存在，以及作者为黑梦安排了房顶这一视点，可以说，这部小说具有三层叙事角度，这无疑大大扩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在此，《城与年》就不仅是一部怀旧之作，还是一部现实的思考之作。

还是回到黑梦。他在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是个侏儒，但他看到的东西最多，他的“房顶视角”虽不能等同于作家的“上帝全知视角”，却大大地帮了作家的忙，当作家在叙事中称“黑梦”而不称“我”时，往往是他跳出历史情境而思考的时候。全书十篇作品，《黑梦》一篇最长，近一百页，而其他九篇作品中也时时可见黑梦的身影，他在这里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说明作家对他的重视。在他身上，寄托着作家复杂的情感和期待。黑梦在这群孩子中无疑是个另类，他是他们中唯一一个对文化有“追求”的人。小说写他对阅读的痴迷：

昏黄灯光下，煤灰中央，我读烂报纸上的字，香烟上的字，鞋盒子上的字，药瓶、药盒、药膏上的字，罐头上的字，实在无聊会读出声。有一次读避孕药膏上的说明，被刚果一个耳贴子打得眼冒金星，失明好一会儿。读得最多的是皱成一团的烂报纸，有的擦过屁股，血，什么都有。

我读到这段文字，真的相当震惊，悲凉之气，遍被全身。这一笔写尽了那个年代精神世界的荒凉。能捡到一本书就是他的福音：“极偶然捡到过一本书，黄色竖版繁体字，整个书都卷了边，像一种奇怪的刷子，没头没尾，中间穿了一个大洞。”就是这样一本书，对他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他“甚至修复过这本书，做了封面，重新起了书名，做了目录，文内有若干卷，有小标题，有的小标题被洞吞噬，但都被我成功修复”。有了这样的铺垫，我们便不难理解《十二本书》中的描写，那个叫秋良的孩子，为什么要用小闹钟换小人书。在那个贫瘠的洪荒年代，对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渴望，不止黑梦一个人。书中写到，因为有小人书，秋良家成了真正的“少年之家”，“我们不仅自己看，还带来了同学看，同学的同伴，附近的孩子，一本小人儿书总有四五个、五六个人围着看，反反复复地看”。这个戴鸭舌帽的黑脸人仿佛就是暗中输送希望的文明大使。

而黑梦与七姐在屋顶偶然发现的藏满书的阁楼，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是圣地。我一直在想，作家设计这一情节的用意，他是不忍看到生活曾有的残酷，而给读者留下一点慰藉吗？无论如何，这是书中除《十二本书》外，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生活虽然残酷，但并不绝望，太阳照常升起，总有阳光温暖着我们。这间小小的阁楼就寄托着作家的善良，它显示着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顽强的生命力，黑梦和七姐在这里不仅享受着文明的滋养，也享受着人类之爱意的滋养。小说写到了黑梦与三个女孩的交往，七姐之外还有独闯新疆，寻找父母的小芹和张占楼的女儿张晨书。在那个性贫困，只能以《曼娜回忆录》或《少女的心》为性启蒙、性教育文本的年代，黑梦与小芹、张晨书的交往，在作家笔下，更多地表现为少年青春期萌动的性意识，暗示着爱的神秘与如饥似渴。而七姐更加不同，如果说阁楼里的书籍使黑梦的心智趋于成熟，那么，七姐的存在则使黑梦最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飞跃。当他走出阁楼的那一瞬间，他已成为一个“人”！

撕开“城市胡同乌托邦”

宁肯在《城与年》中书写的北京南城的故事，区别于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讲述北京南城故事的文学作品，他给长期以来所营造的城市胡同乌托邦撕开了一个口子，使我们得以窥见这群孩子成长中的残酷青春。文学总是从处理个人记忆开始的，书写只是人们处理记忆的一种方式或工具。而文学写作的差异性恰恰源自作家记忆和处理记忆方式的差异性。实际上，作家只能写出他所经历的，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他的感悟和想象。这是每个写作者的局限，也是每个读者的局限。而写作者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他的出身、学养和志趣，乃至他的眼界，始终限制和规定着他的记忆，以及处理记忆的方式。

宁肯从小生活在北京南城的胡同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宁肯，就是他笔下这群孩子中的一员。这或是他用第一人称写作的原因。但他的《城与年》，不是一部纪实作品，不是非虚构，不是个人的回忆录或口述史，而是一部纯正的小说。

这是因为，他在小说中更多地直呼“黑梦”的名字，这时的黑梦就不是“我”了，而是“他”，是作家笔下的书写对象，是他的“他者”。恰如马克思所说：“人到世间来没有携带镜子，也不像菲希特派的哲学家一样，说‘我是我’，所以人首先是把自己反映在别一个人身上。”我与黑梦就是这种互为镜子的关系。

这也体现为宁肯写作的另一特点，即他处理记忆的方式——理性加诗性。既然是理性的，也就不是实录、写实，而是对记忆的反思、重构，表现为夹叙夹议，议论风生，以及他对历史、现实、人性、人生的批判性思考。他的叙事又是诗性的，但不是一味地浅薄地抒情，而是骨子里的脱俗向雅。语言不是市井化的，虽然借用了一些市井俗语，但不仅仅是用来记录或说明什么，而是被作家有意识地组织为一种传播模式，一种表现、存储、传达美学信息的符号系统，其中隐含着多层附加的、创新的语义。它不像一般语言只在连续的、线性的系统中呈现其意义，而是在断裂、不连续或并置中取得特殊的效果，就像我们在阅读“我与黑梦”互相转换的叙事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因此，小说叙事既是灵动而跳跃的，又是醇厚而沉郁的，没有那种轻飘飘的、不落地的感觉。而这正是宁肯的青春记忆经过在“八卦炉”中的熔炼，最后奉献给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