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莫言！

再来聊聊莫言。

深入了解一个人，最好把他放到历史坐标系中去对比分析。

人是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塑造的产物，人性不会脱离人与环境而孤立存在。

身份与立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与答案。

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类似于果树与果实，只从果实本身着手，很难看到事情之间的联系。因为决定果实品质的，除了果树，还有土壤与气候。

再进一步，如果把作家比作一颗果实，除了其自身禀赋之外，家庭、国家与时代，正是孕育他的果树、土壤与气候。

例如鲁迅，他是中国文坛绕不开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现代中国描写人与人性无法回避的巨匠。

无论是祥林嫂还是刑场上麻木的看客，一张张失去魂魄与生机的面孔成了鲁迅笔下的经典形象。直到今天，除了记住他塑造的一大批触及灵魂的人物形象之外，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鲁迅的伟大所在。

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用文字为我们展示了甲申之变300年奴化统治的后遗症，表现为封建礼教、精神胜利法等种种症状，其病根却是甲申之变后被斩断的华夏文明自强意识与自强能力、文明黑洞式的奴化统治。

鲁迅并未止步于文明之死的悲哀，在全盘西化的殖民地文化疯狂入侵的历史背景下，他虽未能找到文化复兴的路径，虽历经彷徨，但他一直在寻找、在呐喊、在战斗……

鲁迅没能找到疗救满清奴化统治后遗症的药，共产党人找到了。这个药就是人民文艺，包括革命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有了接续传统之根的华夏文明的现代化，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为之一变。

教员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样评价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很多人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柏杨与莫言也被一些人视作领路人，不同的是，鲁迅铁骨铮铮、神完气足，柏莫内心阴暗、奴颜媚骨；鲁迅追求的是光明，后者皈依的却是撒旦。

聊回诺贝尔文学奖。西方设置的人文艺术类奖项、入选作品、颁奖机构背后的逻辑，这些机构、奖项的设置，是包藏祸心的，是有变乱社会、祸国殃民目的的。

事实上，从美国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杰克·伦敦作品《前所未有的入侵》对中国人的仇视，西方影视作品中的傅满洲形象，再到诺贝尔文学奖、戛纳电影节、时装展中国作品的选择标准，都证明了西方对华夏文明的仇视与丑化是一以贯之的。

这一切，构成了莫言们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柏杨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刻意塑造出来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是这种文化生态下的产物，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性格塑造的，正是他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取向。

所不同的是，傅满洲是西方人自己创作的辱华形象，而莫言搜腐集秽式的文学创作则是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后，处心积虑地用文字丑化自己的民族与文明。反动势力共同塑造了一些文学艺术恶之花的病态土壤。

了解莫言所处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之后，再来解读其作品，就容易多了。

莫言不是从华夏民族的立场上，树立与建构健康的人性与社会生态，而是从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来否定与解构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否定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他展现的不是积极的、健康的人性、抗日救亡时期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文化、主人翁文化，而是其独特的搜腐集秽式的审美癖好，去污染健康社会生态下的人与人性。

他不去歌颂在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舍身赴死、先公后私的英雄与劳模，而是拐弯抹角地去赞美日据时期的侵略者，不遗余力地去赞美北海道的当代日本人。

他笔下一切变态的、丑陋的人物与形象，实则是满清奴化统治与旧中国列强与军阀割据统治下黑暗地狱的后遗症，满足西方与殇一代，以实现其意识形态工具的需要。

这不是什么赞颂与批评的问题，这是立场问题，这是价值观问题，这是恶毒的诅咒，这是践踏全体中国人尊严的问题。

文学当然可以批判现实，这既是文学的传统，也是文学的功用之一。

比如聊斋志异就是一部伟大的带有魔幻色彩的批判小说。

整部小说都是对最黑暗时代的控诉，但即便身处社会底层，聊斋所塑造的人妖狐鬼，仍充盈着人情人性，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在最深的绝望里孕育希望，这是一种浸润着否极泰来哲学思想与文化诗意的作品，它是具有精神能量的。

在莫言的作品中，读者很难看到健康的情感与人性，除了作者自身审美与价值的扭曲之外，其身负的使命也是作品属性的决定因素。

西方价值观长期的洗脑，让黄土地上精神异化的一些作家把丑化新中国、丑化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作为自己的使命，以身着洋装领结向西方致敬视为一种荣耀。

坚持病态文学观，创作病态作品的，注定不是拥有健康文化心理的人。

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在八九十年代以“丑与恶”为特点作品中，莫言不是唯一的，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有着共同的文化生态，反华势力源源不断给这种病态文化生态提供负能量的源头。

稍稍关注那个时代，我们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昂扬正气、一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完全不是莫言作品中的那个样子。

保卫革命果实、建设与追赶西方世界是新中国七十年的主旋律。

经历了甲申之变后300年的文明黑洞，经历了近代列强侵略的惨痛教训，华夏民族在复兴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是谩骂与诅咒，更不是卑躬屈膝接受西方的秩序，跪求西方的救赎。而是积极参与到文化复兴中来，接续华夏文明的传统，接续新中国革命文化的传统，在发展与建设中探索符合人民利益与文明之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出任鲁国大司寇，上任七日，诛杀网红少正卯。孔子列出了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处事阴险；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言辞虚伪却强词夺理；搜腐集秽，乐此不疲；知错不改，从作恶中谋取好处。

行文到此，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批评或者赞美么?不同时代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

《文心雕龙》开篇立意，“文之为德也大矣”。不体道怀德，何以著文？

被古人和今人点赞最多的，应该是北宋大儒周敦颐的说法：文所以载道也。这与韩愈在《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论断基本一致。可见，古人对文人与文章的定义是有共识的。

同为北宋大儒的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视作知识分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对知识分子与文章所承担使命的又一种方法论解读。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为人民服务，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华夏文明秩序。

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文艺来源于生活，文艺工作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坚持党性原则，文艺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

今天，当我们为娱乐圈的乌烟瘴气痛心疾首，当一些作品成了宣传西方价值观、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阵地时，再回过头来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这世上哪有什么不讲政治的文艺？不要圣王先贤的文艺，不要工农兵的文艺，不要人民群众的文艺，难道要好莱坞自由女神的文艺，要靖国神社军国主义的文艺，要扭曲的、变态的、搜腐集秽的文艺么？我们是要把文化艺术领域变成滋兰树蕙的花园，还是要变成臭气熏天的粪坑？

之所以要讲政治，讲党性，不是禁锢思想，而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未远去。我们以为的和平，不过是另一场换了名字的战争。铭记文艺的教育作用，是为了旅顺、上海、南京、重庆之类惨绝人寰的屠杀不再华夏国土上重演。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发生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南联盟的悲剧，100年前旧中国习以为常的事情，始终都是西方列强今天想在中国重演，却做不到的事情。

真正的强大，不仅是经济的强大、国防工业的强大，更是民族精神的强大。

这是另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一场捍卫文明的战争，一场关于我们是谁、我们走向何方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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