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退休老教授在乡村建书院,“我走到哪里,就把书捐到哪里”

71岁退休老教授在乡村建书院,“我走到哪里,就把书捐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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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71岁的退休老教授刘瑞琦受到网友关注,他家中藏书颇多,先后给多地的中小学、文化站等捐赠书籍,开办乡村图书馆向读者免费开放,还免费给乡村孩子们教英语。

“我走到哪里,就把书捐到哪里、把英语教到哪里、把书院建到哪里。”刘瑞琦说,自己就是因读书获益的人,希望能给山村里的娃娃们创造热爱读书的文化氛围,让读书改变他们的命运。11月19日下午,新京报记者联系上刘瑞琦时,他赠送的60袋近2500本书籍刚被装车运往陕西省宁强县巴山镇茅坪沟村的“巴山书院”。

刘瑞琦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户县,在教育资源有限的年代,他通过努力自学,一步步从乡村走进了陕西师范大学,就读于英语专业。毕业后,他主动要求支援祖国边疆建设,曾代表陕西全省一万四千名应届毕业生发言,表达自己的决心。此后,刘瑞琦被分配到西藏农牧学院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工作,一干就是32年。

而不论求学还是教书期间,他一直坚持阅读和收藏国内外书籍,个人藏书达45000本。退休后,他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捐赠书籍、在乡村建书院、免费给孩子们教英语等公益事业中。

今年6月,刘瑞琦入选2024年第二季度“陕西好人榜”,根据当时的公开报道,他先后给陕西、四川、海南、云南四省18个公共图书馆、文化站、中小学幼儿园捐赠中外文书籍3000多册;提供、捐赠图书15000册,共建、捐建、自建公益性图书馆3处,供读者免费借阅。

“我成都的家里放满了书籍,随手就可以拿来阅读,另外还有两个书库,保守估算,我个人藏书就有45000册。”刘瑞琦给记者发了几十张照片,展示其教书、藏书、赠书的经历,他认同媒体给他起的“书痴”称号,称自己“人可以睡地上,但书一定要在床上”。

2020年,老伴去世后,刘瑞琦开启了旅居生活。他会挑选气候合适的乡村居住,房租不贵,还可以给村民们带去书香文化,“在那里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昆明、成都、西双版纳……他像“候鸟”一样迁徙,在旅居的乡村,他通过共建和自建的方式利用当地的活动室、闲置空间建起一处书院,供村民们免费借阅图书。

在成都,他和所在的社区共建了“同福书院”。在昆明安宁温泉旅居时,他自建了“温泉书院”,将2500余册书籍带到了温泉小村,后搬到西双版纳景洪市曼贺蚌村,将书院改名“瑞琦书院”,后又搬到陕西省宁强县巴山镇茅坪沟村,更名为“巴山书院”。在家乡西安市鄠邑区孝义坊村,他捐建了“孝义书院”。

“古人常说告老还乡,归田后建书院、修水渠、修桥,我能为家乡做些什么呢?因为对书院发展历史有一些研究,我做出了建书院、赠图书的这个决定。”建书院之外,刘瑞琦还喜欢摆书摊,免费和大家分享书籍,教当地的娃娃学英语、唱英语歌,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

对话:

青春献给边疆,退休后投身公益

新京报:你热衷公益事业的初衷是什么?

刘瑞琦:这是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们家兄弟八人,我排行第四,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家里交不起一元钱的学费,是大队开了证明:“该生系多子女家庭,免去学费1元。”我记忆犹新,没齿难忘。也许就是这1元钱为我如今做公益埋下了伏笔。

十几岁退伍后,我开始在生产队干活。当时,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节目,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那时,我一边干活,一边自学英语。在地里干活时,一听到邻村的高音喇叭传来“英语广播讲座节目”的前奏,我就往家里跑听节目,不知不觉坚持学了三年,终于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当时我就想,等我有能力时,一定要尽我所能,回报党和国家,回馈社会。

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当时国家号召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去……我自愿报名去了西藏,被分配到西藏农牧学院,从事大学英语教育工作。当时,作为全省高校应届毕业生代表,我上台作了发言,坚决表示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教期间我努力工作,发表教育教学科研论文20多篇,也被晋升为教授。2013年12月退休以后,我认为自己更有心有力回报社会了。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通过推动阅读的方式回馈社会?

刘瑞琦: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力所能及地推动全民阅读,帮助孩子们多读书,让他们学有所成。因为我深知书籍对我的影响很深。

我没有上过高中,不是考不上,而是名额有限,1970年7月,我和五弟刘瑞兆同时初中毕业,生产队推荐上高中,四取一。父亲对我说,名额有限,不可能让你们兄弟俩都去,你岁数大,在生产队干活,背得住!

当年年底,我应征入伍,被分到发电机班,学的是“发动机的构造”,需要有数学知识,计算电压、电流、电阻。我二哥帮我买了本《电工基础》,我一看,书里边有很多数学公式。当时,在新华书店买不到数学课本,好在连队驻地附近有老三届高中生,我问他们借了《代数》《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就开始整本整本地抄书,画图。

为了学习,我还在邮局订了《数学学报》《数学的实践与认识》等期刊杂志,发现书里还有外文。我想,要学电,得先学数学,要学数学,还得学外文,然后才能看懂数学,看懂电学,才会操作发电机。那时心中就种下了要学习外文的种子,也知道了读书的重要。

在陕西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因为常帮老师干活儿,还能蹭进教师图书馆读书……我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书籍,这么多书,我一个人是看不过来的,我想和爱读书的人分享。

新京报:第一次捐书是如何开始的?

刘瑞琦:第一次捐赠是在2017年9月9日,我的家乡撤县设区,鄠邑区正式挂牌。县委变区委,农村变市区,乡村融入城市生活,发展机会更多。我作为远离家乡的游子,能为故乡做点什么?思来想去,我觉得,我书多,可以通过捐赠书籍表达自己对故乡发展的赤子之心。

捐什么书呢?应该是拿得出手,受众广的鸿篇巨制,我想起了国学大师季羡林领衔主编的、摆起来有一面墙那么多的、123册《传世藏书》。我买了这套书捐赠给鄠邑区图书馆,这件事也得到了馆长的积极响应,特别组织了隆重的捐赠仪式,还邀请了很多我的学生前来,他们都学有所成,让我十分感动。

从2018年开始至今,捐书给了我太多难忘的经历。得知我是做公益的,很多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的愿意提供便利,有的优惠让价,有的希望能和我携手共同推进这一公益事业。

“非常希望小朋友能来看书”

新京报:在建书院的过程中是否也曾遇到困难?

刘瑞琦: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资金,我个人收入有限,这几年都是利用退休金做公益。比如公益书院需要有管理员进行借阅登记,怎么保障图书管理员的基本生活?其中一个书院,我让家乡的一个亲戚帮忙看管书籍,每月给她一些费用。

乡村推广阅读需要有资金有人,否则就难以为继,也希望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更加重视对于全民阅读的推广。

新京报:在捐赠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读书郎”?

刘瑞琦:有很多,我非常希望小朋友能来看书。我认识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刘怡香,她家在西安市鄠邑区甘亭街道孝义坊村,就在孝义书院旁边,她每次来都是一摞书一摞书地借,尤其爱看各省的“寻宝记”,也爱看“佐罗的故事”这种漫画书,有的书带拼音,她就边读边识字。村民都说,“这个娃娃将来有出息,能把书念进去”。

新京报:现在大家都习惯于看手机、刷短视频,读书的意义在哪里?

刘瑞琦:手机满足了一部分精神需求和消遣,但书是知识的载体。很多知识是要通过文献学习的。人也不可能事事直接产生经验,读书可以间接地获取人类社会积累的知识,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再通过实践,使知识转化为能力。

此外,家里藏书也是在影响后人,书香传世,大人要为孩子建立起书香氛围。

新京报:为什么要“走到哪里,也要将英语教到哪里”?

刘瑞琦:30多年的教师生涯,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好为人师。我希望能直接地帮助小朋友们提高英语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进而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掌握正确的英语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多掌握一门语言,就多一双眼睛。我自己在学习英语的基础上,也学习俄语、日语等语言,我家里的藏书有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有大美百科全书、苏联大百科全书等。

有些家长会在网上抱怨新的英语教材难了,我觉得新的教材难了也许是一件好事,让大家更重视英语的教学。家长不会英语可以跟着娃娃一起学,网上有说河南一个保洁阿姨因为孩子学习英语喊难,4年手写了60本英语笔记。

新京报:未来还会继续这项事业吗?

刘瑞琦:会的,我有太多书,要让他们流动起来,也要分散出去,所以我会坚持将书以各种形式捐赠出去,活跃山区青少年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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