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心里又猜想起来,从这女人的年纪和举止动作看,似乎又不象是文工团的女演员,但既然不是女演员,为什么一早起就上山练嗓子呢?又使我想不明白。
从庙里出来,在市街上看了看,又回到了招待所,已经快到十二点了。当我坐在餐厅里正吃午饭的时候,不想那母女两人忽然推开门进来了。这真是太奇巧了,仅仅半天的时间,竟连着三次遇见她。但我心里却立刻恍然明白了,原来昨天晚上住在我隔壁房间里的,就是这母女俩。因为已经见过两次面,又交谈过几句话,而且还住在一起,这次我毫不犹豫地抬起身来热情地同她打了招呼。她也略显出一点惊讶的神色,但立即也热情地回答了我。
当她在邻桌上坐下来,我才又继续吃饭。一面吃着一面问那女孩道:“小芳,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呀?”
小芳已不再认生,手里玩着筷子,歪着头说道:“我知道,这是晋祠,妈妈从前在这里打过仗。”
我一下停止了咀嚼,昨天在天龙山上老和尚和向导给我讲的那些老二支队的故事,立刻又触动了我的思想。我又一想这个人举止稳重的风度,不象个一般的女同志,倒很象一个负责干部。从年龄和表现看,莫非这个女同志竟是当年老二支队的人。我赶忙爽直地问道:“你是当年老二支队的人吗?”
她抿着嘴笑着点了点头说:“干过几天。你怎么知道老二支队?”
我说:“我听这里的群众说的。”
这时服务员给她端来饭,我们便不再说话。但我心里却翻腾起来,想起昨天听到的老二支队的那些故事里,有一些斗争很英勇的女同志,她一定也是其中之一了。而且她也一定能谈出许多更详细更具体的事情,心想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我便故意慢慢地吃着,想找机会再同她谈话。直到她吃完了,我也吃完了,只有小芳还没放下碗,我扭转身子,先逗孩子说了几句话,然后才找了个话题对她说:“你唱歌唱得很好啊!”
她刷地脸红了,赶忙低下头,但立即又抬起来难为情地笑着说:“我是瞎胡唱的,早晨你都听见了吗?你一定会笑我是疯子。”
我绷着脸很正经地说道:“不,你唱得确实好,我听了很有感触,不知你唱的是只什么歌?”
她抿着嘴很不好意思地说:“什么歌也不是,那是我自己瞎编的。”
我不禁惊奇起来,她居然能编出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便赶忙问道:“你那歌子大概是追念一个什么人的吧!”
我的话好象触动了她的心事,她敛住笑容,神色略显黯然地说:“昨天来到这里,想起当年牺牲的那些同志,顺手写了几句。”
我等她说完,赶忙问道:“能让我看看那底稿吗?”
她被我这突然一问,神色有些慌张,立刻涨红脸,支支吾吾说道:“没什么可看的,文理不通,措词不当,不成个东西,早撕掉了。”
小芳忽然抬起头说:“妈妈骗人,没有撕掉,妈妈还念给我听,叫我也学着唱。”
她难堪地噘起嘴笑着骂道:“这死闺女,真多嘴。”同时举起巴掌吓嚇着孩子,却没有打下去。
我也笑了说:“好嘛!小芳不说谎话,是好孩子。”
她满脸歉意地赶忙向我解释说:“确实不值得一看,你如果要看,那就请你替我好好修改修改。”
我说:“你太客气了,看我是很想看看的,修改我可不敢。”
等小芳把饭吃完了,她掏出手绢给孩子擦了擦嘴,我便抓住小芳一只手,同她一起出了餐厅。当走到她的住室门口时,小芳却拉住我不放了。她推开门,闪在门边也张开一只手很礼貌地说道:“请进来坐一会儿吧!”
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了屋子,只见她把随带的东西,早已包装好了,放在桌子上,似乎象我一样,也准备下午动身。她让我在一只沙发上坐下,又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个本子,翻出几张折叠的纸片,递给我说:“你可千万不要笑话呵!”
我赶忙接过来,只见满篇秀丽的钢笔小字,有些地方虽然经过多次的涂改,但仍看得很清楚。我一行一行地读下去,忽然看见郭松两个字,我不禁脱口惊叫起来:“郭松?怎么你认识郭松?”
她也有些惊奇,忙答道:“郭松就是我们当年的领导人,你认识他吗?”
我象发现了奇迹似的心里狂喜起来,赶忙着急地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脸色阴沉下来,似乎十分不愿意提起这些伤痛的往事,低声地说道:“他牺牲了。”
“啊?他牺牲了?”我的一场喜悦顿时冰冷了。
我们沉默了一霎,我便告诉她,抗日战争以前我和郭松一起在天津做过秘密工作,一九三六年他调到了山西,以后便不知道他的消息了,想不到这老二支队就是他搞起来的。我急切地要求她把所知道的有关郭松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
她见我是郭松的老战友,也倍加亲切起来,便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来,脸上泛着回忆往事的兴奋光泽细声慢气地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小芳伏在她的膝头上,仰望着她的脸也凝神地听着。随行的同志进来催我动身,因为原定吃了午饭就回城,现在却不能不改变计划。我只是怕耽误了她的时间,她却一再表示耽误一天半天没有关系。她大概也象我的心情一样,很想把有关郭松的所有情况全部都告诉我。于是她从郭松到太原县讲起,如何发动群众,如何进行斗争,如何组织游击队,一直讲到敌人来了如何进了山,大家又如何失散了,整说了五、六个小时。不觉已到吃晚饭时候了,我本来只急于想知道我的老朋友郭松的结果,现在却越说越复杂了。我脑子里又出现了高永强、蓝蓉、金玉秀、江明波、陈达平、冯维忠,高世俊、杨小娥一群人物。金玉秀竟壮烈地牺牲了,使我如此的感动,几乎落下泪来。但其他人还都没有结果,我焦躁地请求她是否今天可以不走,把全部的事情都给我说完,她慨然答应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再分食,很自然地坐到了一起合着吃起来了。一边吃着,我心里还在念念不忘地想着那些事情,我深有感触地说道:“我记得《共产党人》发刊词里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你们的斗争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个论点。”
她点了点头说:“可惜那时候我们都很幼稚,没有学到多少理论,使斗争遭受了很多挫折。如果说能够证实那个论点,那也只能从反面证实。”
我说:“也不尽然,事实证明你们是很有成绩的,那些挫折正说明了你们克服了很多复杂艰巨的困难。那时候,虽然没有好好地学习理论,但总的说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
吃过了饭,我怕她说得太累了,便带着小芳同她一起出去散步。我们又走封晋祠庙里,日为话还没说完,她一边走着,一边又谈起来。
我们又到了难老泉边的真趣亭,坐在石凳上,她面向着鱼沼飞梁,我面向着南面奉圣寺里高耸的塔影,在“哗哗”的泉水声音里听她继续叙述。她又说了队伍如何会合,如何在太原西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又如何在晋阳平川里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国民党阎锡山又如何卷土重来。
一会儿月亮从老树梢上露出来了,我见小芳靠在她身上,似乎困了,便默默地站起来。她一面说着也随着我站起来,于是我们又走出了庙门。我们回到招待所,又坐在她的房间里继续谈。又谈到江明波的牺牲,杨小娥的失踪,最后谈到了蓝蓉,又谈到了郭松,我见她感情逐渐激动起来,小芳歪靠在沙发上早已睡着了。我自己心里也火辣辣的,眼睛一阵阵模糊。我知道人往往在斗争的当时,因为被仇恨和怒火燃烧着,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倒下了,可以不流一滴眼泪。但在事后怀念起来的时候,却往往抑制不住感情。我怕她过于伤痛,会哭起来,便截住她的话说道:“郭松真是个好同志,只可惜牺牲得太早了。”她顺手抹了一下眼睛,我猜想她大概流了泪。
我张开嘴还想说什么,但心里沉甸甸地不知该说什么好。看看时间已将近午夜,小芳忽然在睡中哭起来。我想孩子听了这多半天,大概也在做着痛心的恶梦。我立刻拾起个新话题问道:“你只有小芳这一个孩子吗?”
她摇摇头说:“我只一个人,没有孩子,这是我妹妹的孩子,一生下来,她的父母都牺牲了。”
我不想让她再讲下去了,便赶快站起来说:“天不早了,休息吧!”
她一面拍着孩子,一面说道:“你如果想看,我还保存有金玉秀和江明波的两本日记、还有郭松和蓝蓉的遗书和血诗。”
我立刻高兴地说:“那更好了。”
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个红绸小包,里面裹着几层纸,那日记和遗书血诗显然是被她十分珍贵地保存着,她递给我说:“我带在身边十多年了,生怕弄丢,现在已经解放了,这次来,我想送到地方上有关部门保存起来。”
我接过这些珍物正要走,她拦住我笑着说:“你对这些事情兴趣这样大,大概是要写书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实在抱歉得很,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英雄,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尤其是没有完美无缺的大团圆结局,写起来只怕浪费你的笔墨,写不出什么惊人的东西。”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便辞别了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赶忙阅读那日记和遗书血诗。当我亲眼看到这些手迹,记述着他们当年那些火热的生活和斗争,英勇壮烈的牺牲,我的心情更不能平静了。我一口气读下去,随手又摘抄了一些片断,等到读完了,我掀开窗帘一看,东方已经发白了。我赶忙熄了灯,上床合衣睡下。
我正在朦胧中,忽然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窗帘缝里已照进一线金色的阳光。我赶忙跳下床开了门,只见她和小芳站在门口,母女俩都梳洗得很整齐。她满脸笑容,很抱歉地说道:“对不起,打扰了你睡觉,我想一早赶回太原,把事情办完,下午还得赶火车。”
我头脑木然,眼睛酸涩,也想不出还要再同她说什么话,便赶忙把日记和遗书还了她,披上衣服把她母女送到大门口。临上汽车时,我情不自禁地把小芳抱起来亲了一下,随后车门“砰”的关上,我们隔着车窗互相摆了摆手,车忽的开走了。
我回来关上门,一直睡到中午,吃了午饭,我也走了。但是从此以后,关于老二支队的种种事情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再也消失不掉了。一方面我十分怀念死去的老友郭松,我觉得他的影子在我的脑子里比以前更鲜明了,因之对他的怀念也更加深沉了。另一方面在郭松周围的那一群可钦可爱的男女青年在我脑子里也都活起来了,好象我都认识他们,也和他们共同度过那些艰苦的战争年月。时间越长,怀念也越深,有时做梦也梦见他们。逐渐地他们的形象又和我当年的一些战友幻化成了一体,在我想象着他们斗争活动的情况时,我的想象又把他们补充了发展了。这一腔情思居然把我弄得经常心头沉甸甸的。每一思及,便觉得解放以后,眼前所享受到的这一切幸福,都是无数的象他们这样一些忘我牺牲的英雄儿女的鲜血换来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作为一个战争时代的幸存者,我只有加倍地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他们,同时也应该用他们的英勇事迹,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根据这样一种想法,在那年的秋天,我利用了一个月的休假时间,想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但一动起笔来,才发现我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平时在怀念中所想象的那些事情,原来只是些片断。现在要从头到尾系统地记录下来,却感到处处不连贯。这时我才十分后悔,那天早晨和那位女同志分别得那样匆促,竟连她现在的名字和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没有问一下,想打听也找不到线索,于是只好借助于想象来拚凑补缀,实在无法补缀的,只好空白起来,结果写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提纲式的东西。心想以后再遇到那女同志,一定要有计划地把问题一个一个问清。但是祖国这样广大,在茫茫人海中,我到哪里去找她呢?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我终于再也没有遇见她,而我整年忙于工作,也就把写作逐渐搁置下来了。
直到一九五九年,全党全国为国庆十周年热火朝天献礼的时候,有关部门的同志来动员我写点文章。对此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庆典,贡献一点力量,我自然不甘后人,便慨然允诺了。于是我又拾起这件未完成的事情,躲在北戴河的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自己禁锢了近十个月,一气写了七、八十万字还没写完,而国庆十周年早巳过去了。这时又因工作紧迫,我不得不暂时中辍,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以后,我又利用业余时间,把前半部分反复修改了几次,最后大家劝我印出来,这便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晋阳秋》。
《晋阳秋》出版以后,不断收到一些热情的读者来信。有些同志问我那些人以后的遭遇,并且希望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信越来越多,后来有的同志便直爽地对我提出批评,指责我为什么不把书写完,一直拖了几年都不见下文。这些指责对我是很大的鞭策和督促,多次想把第二部《满山红》的草稿再修整一下,但一直挤不出时间。这些年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中,需要作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一年一年因循下来,直到一九六五年我被任命一个新的职务,但是说也奇怪我所接替的人居然坚决不走。面对着这种稀奇事情我只好躲开,同时也感到这确是难得的继续写作的良机。于是我下了决心趁此机会把这部书最后写完。
为了集中精力早日写成,一九六六年年初,我又到了晋祠。经过了十多年建设,我几乎不能辨认这个地方了。从太原一出来,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直插向汾河平川,沿途烟筒林立,全是工厂、疗养院。过去光秃秃的西山,已成了葱绿的丛林,边山的乱石滩,变成了整齐的果树园,大片的涝湿地修了排水渠,成了丰产田,汾河和晋水的沟渠纵横,灌溉着一望无际的稻田。
面对着这样的景物,我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振奋的,我暗暗地对那些死难的烈土默祝道:“你们流血牺牲所争取的,不就是这些吗?现在都按着你们的理想在逐步实现,你们应该瞑目了。”于是我心情激昂地在那春光明媚的晋水之滨,又重新提起笔来,先修改了《满山红》,又继续写下文,很想把这个十几年的夙愿偿还了。
本来我满有信心地打算在“七一”之前把初稿写完,谁知只写了一半,我便被紧急召回,从此我成了“罪犯”。那些林贼江妖的追随者们,高举林贼的旗帜,自称是林贼的忠实党徒,蛊惑蒙蔽了一些年轻人。先是说《晋阳秋》得到“三家村主人”的赞赏,受到“四条汉子主将”的关怀,硬把我塞进“黑帮”里。竟造谣说我在大批“三家村”的时候,去过“三家村”八次。不巧的是我被召回之日“三家村主人”已不在人世了。以后又说《晋阳秋》“歌颂军阀阎锡山”,“为叛徒集团立碑树传”。后来干脆说我曾参加过“叛徒集团”的什么会议,得到“叛徒集团”首领的授意而写的。当这一切都被事实戳穿以后,又说“《晋阳秋》歌颂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歌颂中间人物”,没有“三突出的英雄人物”等等。
在这期间,我的家被反复查抄,几部在业余时间所写的未完成的小说手稿,以及其他文稿、信函、笔记,素材,一切我所写的片纸只字,悉数当作罪证被劫走,至今杏无踪影。
与此同时,由书及人,又私立专案,私设公堂,“审查”我的历史,逼我承认是“假党员”,幸而当年地下党的同志还有幸存者;又审查我是“叛徒”,幸而我没有被捕被俘过。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还有的同志平白地被推断为《晋阳秋》中的某某人物,而横遭停职、降级、外遣。
艰难的岁月终于度过去了,我也老了。个人所受的一些凌辱和创伤,也只好被迫“正确对待”吧!我曾作诗两首略表当时的心境:
其一
荆棘丛中度死关,
剩得残生肢体全。
闹市遮颜失破帽,
中流载酒无漏船。
今日不知明日祸,
饱食无忧且酣眠。
历史自有前进路,
怒看群丑妄翻天。
其二
年来不知老将至,
犹同群小争短长。
大好韶光付东流,
惹得一身谗与谤。
蝇营拘苟非我素,
嘁嘁喳喳不屑防。
躲进贬室奋涩笔,
且画人世忠奸相。
现在林贼消失了,江妖也消失了,祖国的大地才算缓过一口气来。根据同志们的敦促和含恨死去的一些老战友的嘱咐,要我在没有失去拿笔的能力之前,一定把这部书写完,于是国庆三十周年的前夜,我遍觅手稿,只找到了《满山红》的打印稿,而下文的未完稿,据说已没有了。我只好振作精神重新写了。一九七八年四月我又来到了晋祠。先增删了《满山红》付印了,又重新着手写了下文,现在总算写完了,屈指算来前后经历二十五年了。
写完以后,我又惴惴不安起来。这部东西能够表达当年那些英雄儿女们的斗争事迹吗?我既缺乏政治水平,又无艺术素养,只是为自己的一腔情思所驱使,写了这么一部不象样的东西。如果还有点感人的成分,那都是先烈们用鲜血创造的,我只是做了些词不达意的记录。至于那些枯燥无味违情悖理的部分,都是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编造补缀的,因此这不是一部准确可靠的历史,只是一部编造的拙劣小说,请读此书者万勿浪费精力去做徒劳的考证和推敲,更勿以此为加害于人的旁证。须知古今中外,小说都不是真实的历史。艺术的真实性与历史的真实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乃常识,勿需我多绕舌。正是:
小说本是故事书,
有人偏说真事情。
谁若害人找材料,
此书故事不为凭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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