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润疆 | 景教丝路印迹 闪耀历史星空

“在这座景教寺院遗址里，我们发现了色彩明丽的景教壁画残块、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叙利亚语书写的景教文献及汉文的佛经和道经等多种语言文字的纸质文书。它的丰富程度，超乎预料。”近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刘文锁在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上，向前来参加“景教研究新进展”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们，介绍三年多来的考古发现和收获。

景教，也被称为早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它具体传入新疆的时间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吐鲁番发现的景教文献可以看出，至少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景教就已经在新疆地区出现。虽然在新疆发现的景教遗址数量远不及佛教遗址多，但考古人员从景教遗址中发现的文物类别之多、价值之重，都是国内外少见的。它们见证了历史上东西方文明在新疆的交汇，见证了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

景教随丝绸之路行商活动传播

早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传入中原地区后，被官方称为景教，“景”意为“光明”。在陕西省周至县发现、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记录了景教传入长安等地的过程：贞观九年，大秦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抵达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出城迎接，并批准在长安义宁坊建景教寺院。此后因受朝廷重视，景教寺院相继在各地建起，据史料记载，一度形成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景教寺院也被称作大秦寺。

新疆目前已经发现的景教遗址，除了吐鲁番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高昌故城东郊景教寺院遗址，还有位于奇台的唐朝墩古城遗址内的景教寺院遗址。此外，自20世纪初开始，还相继在新疆各地发现了一些景教文物，如和田收集到的青铜十字架形态器物、霍城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发现的一批元代景教石刻、北庭故城出土的青铜十字架等。

“除了吐鲁番，新疆其他地方的景教遗存较为零散，但可以看出在逐渐消亡之前，天山南北都有它的印迹。景教顺着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传播，在一些人口聚集、商贸繁盛的城市中建立寺院和传教场所。”刘文锁说，景教的传播和丝路的商贸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曾经在丝绸之路上极活跃的商旅队伍——粟特商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是在波斯一带经商时信奉了景教，并在行商过程中将景教带入了新疆。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在今天的和田、若羌、焉耆、吐鲁番等地都发现了粟特人曾经生活的踪迹，他们曾在丝路沿线一些重要地点聚居。公元9世纪至14世纪，因为被回鹘等民族所信奉，景教在新疆地区获得较大发展。

“景教在新疆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本地已有宗教和谐并存、交流互动。”刘文锁说，根据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粟特语等景教文书的研究，当时的景教信奉者和摩尼教信奉者会在思想观点有不同时，展开正常讨论。

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可能是布封面的书册，里面有汉文《佛说佛名经》和叙利亚语景教仪礼文献。另外，还发现了同一纸张上分别书写汉文佛经、道经及景教文献的情况，而这座景教遗址的旁边也分布着佛寺遗址。

在奇台的唐朝墩古城遗址里，也有这种多宗教、多语种共存的现象——既有佛教寺院，也有景教寺院，墙面上既有汉文题记，也有回鹘语、叙利亚语题记。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地点，高昌故城曾有“佛寺林立、僧侣聚集”的景象，佛教一度是这里的主流宗教，但在城郊则分布着一座同时期的景教寺院，内城还有两座摩尼教寺院，由此可见当时新疆地区宗教格局的开放和包容。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民间治病的医方

目前在新疆已发现的景教文书、石刻，主要由叙利亚语、粟特语、回鹘语、汉语书写，也有一些用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写。

对吐鲁番出土景教文书的释读，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林丽娟一次次感受到破解古老文字的艰难和趣味。

“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的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仪礼文书。叙利亚语是景教从事宗教活动时的主要语言，但在景教传播过程中，丝路经商的粟特人、生活在新疆的回鹘人及其他民族，也会把叙利亚语文本和术语翻译成自己使用的语言文字来记录。”林丽娟说，因此形成了景教有多种语言文字文书的状况。

除仪礼之外，文书中还有宗教故事、赞美诗、信函、哲学文献、医方、护身占卜文等，让林丽娟最惊喜的是哲学文献和医方。 上世纪初，德国探险队曾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中，盗掘、掠走一大批珍贵的景教文书，其中包含7件叙利亚语文书残片，但因破损较重，其内容没有被释读，一直保存在柏林。2021年，林丽娟通过对多件残片的缀合、释读，发现其中包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写的《范畴篇》第十章的部分内容。

“这些残片所处的年代应该是公元9世纪至13世纪的高昌回鹘政权时期，这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范畴篇》中，最早传入中国的文本。在这座遗址里，或许还有更多关于亚里士多德作品的遗存有待发现。”林丽娟说，叙利亚人有博采众长的特点，擅长翻译他种语言文字著作来学习和传播知识。

德国探险队还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现了医学文书残片，其中包含用于治疗脱发、抑制毛发生长过盛等医方。林丽娟认为，景教信奉者对医学非常热衷，从一些医方中可以看出其内容来源于希腊—罗马医学传统。

“借助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叙利亚人曾把大量古希腊医学著作翻译成叙利亚语版。在传播过程中，部分药方可能做过简化，但仍保留了希腊药方中最主要的几种药材，它们在生活中较容易找到，方便人们治疗常见病痛，实用且易于传播。”林丽娟说。

从记载和研究中，可以看出景教传教士几乎都掌握一定的医术，在景教诸多的传播方式中，行医治病、救抚孤寡十分常见，这也是它能够在古代长期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对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出土文书的释读，研究者还发现当地的景教信奉者同时使用十二生肖纪年、叙利亚纪年、粟特纪年三种历法，进一步印证了这里的多元文化汇聚特征。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曾说，研究吐鲁番学，首要研究出土文书，研究出土文书，首要读懂其中让人眼花缭乱的多种语言文字，尤其是不再被使用的“死文字”。近年来，我国对培养古代语言文字研究专业人才的力度不断加大，一批批青年学者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释读、研究能力不断提升，为深入探索古代宗教史、古代人文及自然科学、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等，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资料。

景教在中国呈现的融合之态

吐鲁番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是国际化都市。这里已经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址200余处，可移动文物4万多件。从这些留存在古代城址、墓葬、石窟、宗教寺院等遗址里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吐鲁番一带至少使用过18种以上的古文字、25种语言，在东西方多元文明的长期交汇中，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传播发展的足迹。

“吐鲁番学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因为拥有丰富且罕见的文化遗存，它的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西旁景教寺院遗址正是近年来的一个典型代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自勇说，当下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有效推动着我们多维度认知、多层次理解、多角度看待古代新疆地区的社会面貌、文明场景，还原历史真实。

从多个文化遗址的遗存看，多种宗教交融并存的状态，为古代吐鲁番一带的文化艺术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景教题材的壁画就承担了记录古代生活图景的功能。

在高昌故城东郊的景教寺院遗址残壁上曾发现三幅壁画，一幅画上有深目高鼻、头发卷曲的景教传教士，还有几位手持花枝的当地信奉者，此画展示了当时进行宗教活动的情景。另一幅画着一位红衣女子，从她穿的服装样式看似乎是回鹘人，壁画绘制风格与中原地区的唐代仕女图极为类似。

“景教传入中国后，和其他宗教一样呈现中国化的现象，与本地的文化特征逐渐紧密结合，这在壁画绘制内容、技法及文书记载内容上都有体现。”游自勇说，“在西旁景教寺院遗址里发现佛经、道经，有一种可能就是景教信奉者也会通过阅读其他宗教文献了解当地文化，进而发展自身，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景教遗址里会有其他宗教文献。”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建筑方式也体现着本地化的融合之态，它的布局呈南北向三组并排，符合西亚、中亚地区景教建筑的“三殿式”特征，但建筑技艺比如斗拱、榫卯等又是源自中原地区且在吐鲁番本地流行的。

2023年，考古人员在奇台唐朝墩古城遗址内一座寺院遗存的墙面上，清理出约15平方米的景教题材壁画。画中有带十字架人像、骑马人像、带翼天使等，技法有唐时期风格，另外壁画所在的厅堂内有唐代高等级建筑材料莲花纹方砖，显示出中原地区建筑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任冠认为，在唐代至元代时期，景教在新疆曾与佛教有过密切的交流联系，佛教对景教的影响也加速了景教的中国化过程。

“景教壁画中使用了莲花纹样，尤其是脚踏莲花的人像，明显借鉴了佛教壁画艺术元素；景教寺院内出土的鎏金铜像造型与佛教僧人形象很接近，出土的拱形陶器外形类似佛教的擦擦。”任冠介绍。

这种景教与佛教的关联，在其他遗址的文物上也有体现，出土于霍城县阿力麻里故城遗址附近的景教石刻上，有十字架标志和叙利亚语铭文，下配莲花承托。这种设计是景教在当时吸收了佛教艺术的体现，这种石刻也是新疆历史上多种宗教融合发展的见证。

自2022年起，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已经开展。据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介绍，目前遗址的保护围栏和考古工作站已经建成，吐鲁番博物馆内也布置了考古新发现展。此外，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

除了景教文书，这座遗址还有大量壁画、木制品、陶器、漆器、玉器、食品、植物遗存等，从还原古代社会真实面貌的角度讲，它们是对文献记录内容的有效补充。接下来，文物保护工作者计划从建筑考古角度对遗址做复原研究，或许未来能够让公众通过科技展示手段，看到这座景教寺院的昔日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