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宪勇是一名智障人士,持有湖南省残联制发的残疾证,他常年待在农村,不会开车,但最近却因为一笔近七万元的汽车贷款,未按月还款,屡次被催债。而阳宪勇的遭遇并非孤例。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最近几年,全国曝出多起智障人士背上汽车贷款的案例。无一例外,他们均是被人利用,在被哄骗情况下办理了汽车贷款。由于没有征信污点,他们甚至成为一些骗贷团伙眼中的理想“背债人”。
智障人士遭骗贷团伙“围猎”,暴露出贷款机构在审核方面的巨大漏洞,也反映出社会在保护智障弱势群体金融安全方面的短板。在金融服务愈加普及的今天,如何保障特殊群体的金融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人群中,智障人士并不难被识别出来,而金融服务又是在所有服务中程序相对较复杂的一种,普通人去银行开个账户都要被反复询问,甚至还要留存影像,更别说从金融机构往外贷款了。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智障人士还是能办下来车贷,这只能说很多银行或者汽车金融公司在放贷审核方面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很多小银行只知道放款,内部管理混乱,以至给骗贷团伙可乘之机。审核不严甚至造假过审,已成为汽车金融贷款行业一个突出的问题。
智障人士遭骗贷团伙“围猎”后出现了两种受害者,一方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骗贷案件发生后,因为涉案智障人士既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没有合法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没有抓获犯罪分子,相关损失大概率是由放贷机构承担的,这实际上是为其自身低下的风控能力买单。
根据报道,风控能力低下又是源自一些行业乱象,“现在金融公司内卷比较厉害,公司层面给业务员下放了很大权限。”办理贷款的业务员,只要促成一单交易,就能拿到不菲的提成,他们为了拿到这些提成,就会想办法促成交易,哪怕对方是智障人士。
从这个角度讲,要从上游治理“围猎”智障人士现象,就需要从全行业入手,彻底规范车贷流程,否则骗贷团伙就算放过了智障人士,也会再去寻找其他“猎物”。因此,对于审核流程存在明显缺陷、导致恶性事件频发的贷款机构,应加大惩罚力度,以提高金融机构的责任意识。
相关智障人士当然也是受害者,虽然他们并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却也有可能在利益上遭受波及,比如“其他地方有先例,有的低保户名下有车之后,大数据排查出来了,就会被取消低保待遇”。
更严重的问题是,一旦出现这种误伤,以智障人士的自身能力而言,他们其实是很难为自己维权和纠错的。因此,在出现“围猎”事件之后,有关部门有必要主动采取行动,对可能遭受损害的相关弱势群体进行保护。
比如主动排查这类智障人士背上贷款是否为个案,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受害人,排查其他低保户、残疾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救助情况,是否也陷入类似陷阱中,等等。
公安、民政等部门也需加强合作,建立专门的举报和帮助通道,为受害的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提供维权支持。
此外,现在大数据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各类无资格贷款的人员实际上很容易通过技术手段被预先拦截,但为什么智障人士却无法被成功识别出来?也值得关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下防诈意识在全民层面已经大幅提高,有关部门的防诈工作也一直在积极推进,但“围猎”事件却给出一个新的提醒,随着金融服务越来越普及,程序越来越简单亲民,很多以前较难被卷入到金融诈骗中的人群也开始被波及其中。
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本身自我保护能力就不足,现在又要面对数字时代产生的一些乱象,这就使得他们比以前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他们需要得到社会各方的特别呵护,以免成为防诈行动中被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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