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求变千百项！商鞅变法彩，熙宁变法败，背后道理值得深思

2024年7月及9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于北京先后会见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时，语重心长地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对于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香港来说，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夏主任希望，香港积极稳妥推进各领域改革，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企业家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有意见指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改革是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的“金钥匙”，“只有改革，发展才有动力，社会才有活力，香港才有魅力”。

10月16日，李特首宣读其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一开始便以“改革求变 由治及兴”八个字来点题，显示其未来的施政会完全呼应国家的改革开放主调，将会以改革求变为工作重心，全面向由治及兴推进。在当今关键时刻，李特首的这个战略抉择实在是香港市民的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不啻及时雨。决心下定之后，接著下来的战术考虑就是，改革范围应该是多广、多深？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怎样去克服深层次矛盾？如何推进才能行稳致远、效果最好？

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求变基本上是社会利益分配规则的重新划定，因此之故，现有利益既得者特别是处于几乎垄断态势的那一群肯定就不愿意，本质上是潜在的抗拒力量。但如果只是求小变，希望面面俱圆，那就根本不是釜底抽薪、对症下药的改革，而是扬汤止沸的改良，根本不济事，也难以触及特区的深层次矛盾，无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最终可能使由治及兴成为镜花水月。

改革需时以年计，更要在纷乱杂陈的一大堆内外事务里爬梳出可导致成功的方向与道路，谋划牵涉异常复杂的计算，执行起来也绝对不是如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必须慎之又慎，否则就会一子错，满盘皆落索。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不乏改革尝试者，成功的、失败的都有，李特首何不考虑以史为鉴，这样便可以见事于未萌，避危于未形，少走弯路。在实际意义上，改革等于是打仗，与阻碍势力打硬仗，因此之故，兵家瑰宝《孙子兵法》里的道理便是可依据的智慧，而秦国“商鞅变法”与北宋朝“熙宁变法”则能分别提供可供参考的成败细节，古为今用。

成败关键落在战术执行层面

实施仅仅20年，“商鞅变法”便使地处西陲，长期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奠定了其于百多年后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基础。“商鞅变法”乃是我国于封建时期唯一毕全功的改革，因此之故，导致其成功的因素当然有重大参考价值。考其原因，秦孝公与商鞅君臣理念一致，同心同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基石，但始终坚持《孙子兵法．始计篇》里的“道天地将法”智慧也是关键，特别是其中的“将”。“将者，智信仁勇严”，即负责将领必须有智慧视野、赏罚有信、仁德治军、勇于担当、号令严明这五种特质。将领有智慧视野，才能作出正确的领导；行事赏罚分明，才能服众；仁德对待同僚，才能凝聚力量；勇于担当，拒绝“推侧闪避卸”，才能赢得尊重；号令严明，才能去芜存菁，能者上，弱者去，五者相互作用，才能把队伍拧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把设计目标转换成胜利果实。

对处于改革求变阶段的特区政府来说，队伍里的官员如果都拥有“智信仁勇严”，那无论面对什么盘根错节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医疗改革、公屋分配、住房短缺等，都必能逐步干出成果。反之，一些技术上简单的管理事项如邮轮旅客到港后的种种安排、国际体育赛事播放国歌、除夕夜烟花汇演后安排内地旅客过境等都会好事变坏事，需要更高层紧急动员救火，带来相当负面的氛围。

北宋时，宋神宗为了改变国家表面繁荣，实际上却是财政年年亏空，北边应对外族侵扰乏力的窘境，于登基不久后便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从1069年开始，王安石陆续推出有关赋役、农田、贸易等方面的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又大力改革科举制度，从根基上治疗北宋帝国的痼疾。这些法制与措施本质上都是针对时弊的良好做法，却因为触动包括司马光和苏轼等人在内的士大夫阶层的根本特权与利益，遭受到抵制甚至是拼力反对。

为了支持王安石，宋神宗咬定牙根，以一批赞成变法的官员来替代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决心不可谓是不大。遗憾的是，宋神宗没有把这些反对的大臣罢官去职，只是将他们外放至地方州县任职，为变法埋下失败祸根。这就好比一台机器，在核心部分的螺丝钉出现问题，不能负荷新的工作量时，与其把问题螺丝钉清除出来丢掉，负责人却愚蠢地把它们换至机器的所谓次要部位，以为可以废物利用，谁知问题却因此而不断累积，使制造出来的产品成为次货，最终把工厂也拖垮。随着越来越多反对变法新政的官员到了地方任职，他们汇聚成一股只顾私利，以国家为刍狗的负面力量，故意把新政的惠民设计扭曲为害民措施，打击变法。1076年，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一职，“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51年后，北宋王朝也走到了尽头，轰然倒下。

细读李特首最新出台的“施政报告”，全篇全都是针对时弊、利港惠民的好措施，决心满满，如果一切顺利，不但由治及兴可期，更会大大地扩阔香港的战略生存空间。接着下来，成败关键就落在战术执行层面。改革求变千百项，成败只从吏治看！